为什么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公元前220年，刘邦建立了汉朝，从此开启了长达400年的大汉王朝。然而这种政策到汉武帝上台之后就变了，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主流，直到清王朝的灭亡。那为什么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社会矛盾突出，适用无为而治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当时道家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适应汉武帝时代了，的确，汉初实行无为而治让汉朝的实力开始渐渐的超过匈奴，而国库也开始变得有钱了起来，可是却也爆发了一系列非常尖锐的问题：
诸侯开始坐大，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双规并行的制度，刘邦在消灭了当年的开国功臣之后，就将自己的子孙兄弟分封到各地，意在巩固汉家江山，牵制朝堂上的功臣派和吕家势力，可是血脉这东西随着辈分而逐渐淡泊的，到了刘启这一代矛盾已经加深。
地方豪强势力开始威胁，而除了诸侯作乱之外，地方豪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行无为而治之下，地方豪强开始兼并土地，这对于当时的汉朝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而农民也由于土地被夺活不下去导致豪强和百姓的矛盾日益加深。
所以这国内的一系列的问题，就迫使汉武帝必须改革，他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来对抗诸侯间的势力，而无为而治根本无法适应这一环境下。
“君权天授”的思想符合当时的环境其次从汉武帝的角度上来说，那就是儒家思想很符合当时那个大环境之下，汉武帝需要从各个角度让民众对汉武帝效忠，这就是当时董仲舒提出的“君权天授”，就是天子的权力是老天授予的，平常百姓只可膜拜不可直视的意思，就是要一辈子效忠汉武帝，不允许有其他思想在里面。
汉武帝时期，他需要大规模对外用兵，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的长远规划，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其实现这一切的坚实理论，而儒家思想正符合这一点，我们简而要之：
当时汉武帝需要对外用兵，所以必须从上到下一致对外，假设这个时候再突然冒出来一个如同陈胜一样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不就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所以要想对外用兵，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思想，要明白他们效忠的人是谁，而他们的敌人是谁，这有了一个统一的目标才能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
所以这一点上我认为，汉武帝和秦始皇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也无愧“秦皇汉武”的称号，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首先做的也是统一车轨和文字等等，而汉武帝当时做的是统一思想，因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一个高度统一的王朝才能一致对外，反之如同春秋战国最终只能是百姓蒙难。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儒家思想能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与西汉武帝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密切相关。那么，汉武帝当时为什么要实施该政策?
第一，汉初，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促使诸子百家学说复苏，其中以儒、道两家影响较大。至汉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儒学。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术思潮和学者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因此，汉武帝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第二，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唤新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是边境不宁。匈奴威胁着西汉北方边疆，南方边疆因少数民族尚未完全归顺，也很不安定。二是王国势大，威胁中央。三是阶级矛盾激化。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这些情况要求统治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第三，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针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第四，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董仲舒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君权神授”，“三纲五常”。
“君权神授”这个就容易理解，这也是“天子”这一说的理论基础。
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
早期包括整个汉朝时期对“三纲”，解释并没有后来那么龌龊。所谓“君为臣纲”就是你当皇帝，你得做表率给臣下看，这样你才能叫“纲”。“夫为妻纲”也是这个意思，你做得好，我认你老公这个“纲”。你做得不好，我就给你戴绿帽子了。
相对来说，这还是一种互相选择的地位。
但是五常就不这样了，包括后来还有人提出六纪。这些是在具体行为上的规范了三纲，在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和阴阳论变通之下，君，父，夫，就被具象化成“阴阳二元论”中间的“阳”，而臣，子，妻就属“阴”了。配合大道尊阳贱阴，地位的高低就出来了。中国的文人自古就非常狡猾，再加上“君权神授”，儒家就完成了皇帝独裁的理论基础建设。
我什么都可以做，你什么都得听我的，你说哪个皇帝不愿意用这种条条框框来统驭万民?
这正是汉武帝需要用来集权、独裁的思想理论。董仲舒对先秦儒家进行思想改造，让它符合统治者利益。儒家思想得以上位，统治中国官场近两千年。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第一是要和持“黄老之术”的窦太后集团夺取国家意识控制权，第二就是为了强化“皇权天授”，集权独裁，征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