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和春节,虽然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和传统的意识里,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过年。从古至今,每到春节,一家人总是要想方设法聚集在一起,辞旧迎新,团圆相聚,包饺子,贴春联,放鞭炮,图的就是那热热闹闹的场面,那亲情融融的气氛。
我从1969年1月参军离开家乡,来到黄海北部长山列岛的海洋岛上,连续七个春节都是在部队军营里上度过的。在我国古代,人们一旦从军离开家乡,来到遥远的边疆大漠,千里万里之遥,或因战争,或因疾病,或因雨雪冰霜,常常是“古来征战几人回”,所以又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为国尽忠,就难为父母尽孝。可现代社会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交通现代化了,即便是遥远的边疆,多则一两天,少则几小时,即可实现回家的愿望。
我当兵的那个年代,兵役法规定的服役期是两年,尽完义务就可以复员回乡。在那两年服役期期间按规定无特殊情况是不允许探家的。已经结婚的干部战士,除了休法定的探亲假外,也是能照顾就尽量照顾一些。尤其是每逢春节,有的家住大连的,请个假就下岛回家过春节去了。我们这些家远一些的未婚的年轻干部就留在岛上部队营区过春节,而且还要担任春节期间的战备值班任务(每逢年节期间,无论有否特殊情况,部队都是要加强战备值班的)。春节期间,大家在一起会餐,一起包饺子。食堂没有那么多炊具,大家就把自己的洗脸盆拿来洗干净后用来装面装馅,自己包自己煮。由于都比较年轻,吃饺子时狼吞虎咽,但非常之香。有一次,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因吃饺子吃急了,竟然呕了出来,而且呕出个囫囵饺子来,大家因此乐得前仰后合。
最难忘的是1975年的那个春节。这一年春节前夕,我正在一个连队蹲点。那天全连吃完晚饭,都来到山坡上参加劳动,任务是整理连队的几片菜地。正在大家劈石挖土干的热火朝天时,突然人们都像坐在风浪中飘泊的小船上一样,摇晃了起来。此刻我正站在一块比磨盘还大的石头上,手握撬杠在撬动一块小石头,摇晃使我差点栽倒。这时,很多人不约而同的惊呼:“地震了!地震了!”果然,第二天,各种媒体纷纷报道:“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营口——海城发生了强烈地震。根据国家地震台网的测定,震级为7.3级。震中为东经122.5度,北纬40.4度,震中位置在海城县岔沟公社东北4公里的地方,震源深度12公里。这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一次地震。”据后来媒体报道,此次地震死亡人数为1328人,伤1万余人,倒塌房屋100多万间,受灾人口830多万,破坏桥梁21座……2月4日这天,正是这一年的立春节气。大连市距离营口海城有240多公里,没有受到这次地震的破坏。但是部队因此进入了等级战备状态,正常的工作生活未受影响。由于余震不断,上级命令战斗分队一律离开营房,住进坑道。
地震3天后,我奉命从连队撤回机关。7天后,即2月11日,是春节。机关规定,大家白天可在营房办公,晚间必须住临时搭建的防震棚。于是,我们宣传科春节值班的四个人,便两人一组,用俱乐部的大椅子和草垫子,加上后勤部门发的棉帐蓬,在机关院里搭起了防震棚。2月上旬,正是辽南地区最寒冷的季节,1975年的那个2月,似乎又格外的冷。记得那几个晚上我和在科里帮助工作的1971年山东禹城入伍的边防哨所干事赵连水睡一个防震棚,我们俩谁也没有脱外衣,就那么囫囵睡下了,刚一睡着就冻醒了,一宿也没睡好。后来,人们告诉我们,必须脱掉外衣,才能睡的好些。我们照着做了,果然好一些。这样,我们一直在外边睡了半个月。年三十那天晚上,本来家住大连市内,应该回家过春节的司令员王诚也没回家,和机关干部一起过春节,家住海岛营区的政委李树臻也过来了,他们分别带领我们几个参谋干事,乘坐212吉普车,下到连队去看望干部战士,给大家拜年。回到机关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视可看,王诚司令员说:“政委也在这儿,咱们今晚就在这儿打扑克过除夕吧。”于是,警卫员找来了扑克,我和另一位不负责值班的参谋,陪同两位首长玩了起来。到了夜里11点多钟,食堂的同志给我们送来了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吃完饺子,又去院里放鞭炮,放完鞭炮接着玩,我们一直玩到凌晨三点钟。
春节那几天里,我们白天陪首长到营连看望基层干部战士,有时也和他们一起包饺子,一起打篮球。晚上回来就玩玩扑克,或下下象棋,那也就是当时提倡的“革命化春节”了。从1969年到1975年,我连续在海岛部队度过了七个“革命化的春节”。
海洋岛上过春节(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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