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敲响了，鞭炮声劈里啪啦，拜年了，新年好！隔着荧屏，此起彼伏的拜年就开始了，象征着美好祝愿的图片，像雪片一样飘了过来。
拜年习俗由来已久，起源于南北朝时期。传说南北朝时，在大年三十，是人们为了躲避年兽的侵扰，把鱼肉放在大门外，喂饱年兽，免得它伤人。大年初一，人们穿戴整洁，相互送上祝福，祝福躲过了年兽。
到了唐朝，在辞旧迎新的时刻，晚辈要对长辈拜年，用吉祥的语言，来表对长辈的美好祝愿，随着时间，拜年慢慢地演变成了，不但是晚辈对长辈拜年，同辈人之间也相互拜年，送上美好的祝愿。
从我记事起，大人们相互拜年，小孩也要向长辈拜年。大年三十，在鞭炮声中给父母磕头，可以得到压岁钱。所以，我期盼新年，是因为不但能吃好的，穿新衣新鞋，还能有压岁钱。
在我七八岁时，我们家还住在东窑坊。那年月物资匮乏，大白兔奶糖好吃，却买不到，别的牛奶糖也买不到。商店卖的是黑色的水果糖，纸张暗淡，一毛钱买十一颗，是古巴糖，甜中带着药味，不好吃。可在当时，不好吃的古巴糖，也不能随便买，排一次队，可以买两毛钱的。那个年前，父母给我两块钱，让我去给过年买古巴水果糖，我买两毛钱水果糖装进书包，再绕到队尾去排队，再买两毛钱的水果糖。一次次地排队，才给家里买了二百多颗水果糖。
东窑坊本地人居多，有少数外地人，还有一家是上海人。到了过年前，上海人家的亲戚就给他们寄来大白兔奶糖，还有别的奶糖。上海人家的孩子爱显摆，拿着大白兔奶糖，当我们面剥开白蓝色的糖纸，把白色的奶糖放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吃，搀得我直咽口水。为了能吃上一颗奶糖，从不参加活动的我，准备也去参加春节拜年。
参加拜年的，都是十多岁的小孩子，女孩子居多。初一的早上，这些孩子穿着漂亮的新衣、新鞋，扎着红头绳，排着长队，唱着歌，给挨家挨户拜年。
那天回家，我对母亲说，初一我也要去拜年，叔叔阿姨给的瓜子糖果口袋装不下，给我新衣服上缝一个大口袋吧！妈妈一听我要参加拜年，高兴坏了。在妈妈眼里，我是个胆小怕事，不喜欢出头露面的人，平时赶都赶不出去。现在，我主动要求去拜年，妈妈忙鼓励我，好，好啊！放下手里的活儿，拿起针线，在我的新衣服上缝了个大口袋。
大年初一，我吃完饺子，穿上新衣服新鞋，就来到巷口与大家集合。人到齐后，在一个姐姐的带领下，就排着队伍，踏着厚厚的积雪，冒着纷飞的雪花向小巷里走去。走到第一家门口，我们横站一排，异口同声喊，叔叔阿姨过年好！然后就唱了一首歌，当然是红歌，歌词记不得了。女主人端着盘子，忙不迭走出来，拍打着我们头上、身上的雪花说，真乖，真乖！说完，就给我们每个人口袋里装瓜子，装糖果，装花生。
就这样，我们从巷子这头走到那头，平时只需二十分钟的路程，那天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嗓子喊哑了，鞋子走湿了，头发也淋湿了，却每人都收获了一大口袋的糖果、瓜子、花生。回到家里，我顾不上换掉湿鞋，忙倒出那些吃的，在众多的糖果里，混杂了七八颗大奶糖，还有两颗大白兔奶糖。剥掉糖纸，放进嘴里，奶糖奶味浓郁，特别是大白兔奶糖，香甜的奶味，让人口齿生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味蕾。
第二年春节，我又参加了一次拜年活动，也收获了十多颗奶糖。可随着一天天长大，我认为那是小孩的游戏，就再也不愿抛头露面，去参加拜年的活动了。大年初一，只到亲朋好友家去给长辈们拜年。
我读初中以后，父亲所在单位，时兴起了领导给下属拜年，称为团拜。过年之前，父母就让我们打扫卫生，把家里收拾干净。初一大早，父母就让我们起床。除夕熬夜，我们就没睡几个小时，都赖在床上不起来。父母见我们不动弹，就揭开被子说，一会儿团拜的领导就来了，快起床，赶紧起床！我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叠好被子，去洗脸吃饺子。吃完饺子，把餐桌擦干净，摆上糖果，瓜子，花生，油炸麻叶，然后，再把凳子摆好、茶杯摆好，静等着领导们上门拜年。
上午八点，单位领导一班人，呼呼啦啦走进了家属院，从第一幢楼开始拜年。到我们家时已九点了。走进大门，众领导们道一声过年好，父母请他们进屋坐下，忙着端上茶水，递上糖果花生，还有麻叶。领导们坐下，象征性地端起茶杯，在嘴边抿一下放下，就站起身告辞，再到下一家去拜年。
随着时间，慢慢的，在来拜年的人影中，淡出了领导们的身影，剩下的都是亲朋好友，还有父亲的同事。父亲也抽空去好友家拜年，特别是给那些年龄大的同事拜年。
我结婚以后，时兴电话拜年，那时候大部分是座机电话。一到新年的钟声响起，公爹就守在了电话机旁，一是打电话，给老朋友老同学拜年，二是接电话，接受朋友及下属的拜年。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接电话，公爹都非常兴奋，在电话机旁，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退休以后，更是这样。
对于公爹来说，电话拜年，只是对于外地的朋友同学和亲戚，对于在本市的朋友，他要亲自上门去拜年。公爹退休前是大型企业的厂长，还在位时，一到过年，也是忙着拜年，给同学朋友拜年，也给下属拜年，还给工厂里的老师傅们拜年。刚退那几年，公爹身体尚可，就骑着自行车，到本市的朋友家、同学家、工厂老师傅家去拜年。从初一到初四，每天都要去拜年。
公爹七十岁后，患上了肺气肿，身体虚弱，冬天时常犯病，不再骑车去拜年，而是坐车去拜年，有时候是坐朋友的车，有时候是坐女婿的车，还是一个不少地去拜年。一回到家里，累的躺着床上，第二天还继续去拜年。我们都劝他，您身体不好就别去了，电话拜年就行了呗，大家也都能理解。公爹却说，只要我还能走，就一定要去给朋友同学拜年，去给为企业做出贡献的老师傅们拜年。
公爹七十五岁那年，过春节时，我儿子从北京回到了古城。见到孙子，公爹异常兴奋，在除夕夜的家宴上，推杯换盏间，还给孙子交代了一些家中的事，很晚才去休息。初一到初三，公爹照样去给朋友同学、工厂里的老师傅们拜年，初四那天，由妹夫开车，我们全家到咸阳的表叔家拜年。兄弟见面，两个人都很激动，席间，公爹兴奋的不知所以，讲了许多的话，回忆往事，讲人生，讲生活，讲儿孙，晚上回到家里，就感到了不舒服，呼吸急促，喘得厉害，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三天后就去世了。
公爹去世后，来吊唁的人很多，他老人家的同学、朋友、工厂里老师傅们在灵堂上哭得死去活来，几个老师傅哭着说，刘厂长是为给我们拜年累病的，从今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刘厂长了。
如今，十三年过去了。自从公爹去世，十三年来，一到春节，我不再主动去拜年，只回复朋友们的拜年，也许是伤感吧。因为，大年初七，是公爹的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