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耳朵（散文外一篇）

猪在后院圈里嗷嗷直叫。我知道该拔猪草了，提起房檐台上的襻笼出了门。

　　一场骤雨刚刚歇住，阳光刺破云缝，将村庄照耀得一片鲜亮。街巷里，泥泞的路面上还摊着一洼洼积水，但街道两边已被人踏出了两道“路”。说是路，其实只是荷叶大的一个个脚窝，时断时续，刚刚放得下一只脚板；人走上去，就像池塘里蹦跳在荷叶上的青蛙。我提着襻笼，就是沿着家门口那条“路”，蹦跳着出了村庄，走到庄外的土壕岸上。

　　壕岸上的麦茬地里，玉米苗已抽出三四片淡青色的叶子。在一行行玉米苗间，割麦子时掉落的麦颗早发芽了，麦青绿茸茸，似乎比玉米苗长得还旺盛，在麦青、玉米苗间，长着一簇簇刺芥和打碗花。麦青、刺芥、打碗花，都是猪最爱吃的草。父亲平时用糠来喂猪，舀四五碗糠、少半碗麦麸，再倒入面汤、泔水，搅匀后就是一顿猪食。糠用麦草、玉米秸秆粉碎而成；打糠机就在村庄磨面机房外，一推闸刀，呜呜呜不到半小时就能打四五袋糠。麦草、玉米秸秆村子里遍地都是，可打糠得用电，用电当然要收钱。因此，拔猪草就成了我放学回家后的固定功课。猪草拔回家，用清水淘洗干净，再用菜刀切碎，盛在喂猪的铁盆里，倒些面汤、泔水，端进猪圈，老远就能听见猪头埋在铁盆中，酣畅淋漓的咀嚼吞咽声。

　　现在，天刚放晴，玉米地里湿漉漉满是露水，显然不是进地拔猪草的时候。我沿着壕岸上玉米地边那条莎草覆盖的土路，往地上头走。我发现，壕边上长着刺芥和打碗花。我蹲下身，刚拔了一把打碗花，再睁眼向前一望，兴奋得差点叫出了声——壕边的干塄上，在艾草、蒿草间，密密压压满是地软！地软一堆又一堆，软软的，黑沉沉的，在头顶太阳光的照晒下，似乎散发着墨绿色的光，一团团在微微翕动。那天下午，我捡了半襻笼地软。进了村庄，我还没走到家门口，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壕岸上有地软，一窝蜂向壕岸上拥去。

　　那天夜晚，母亲将地软淘洗干净，切丝后，加上油、盐、辣子、调料，烙成地软饼。刚出锅的地软饼香喷喷，咬一口，满嘴油香。那一晚，我一口气吃了五片地软饼，肚子胀鼓鼓的，就连嘴里呵出的气都是香的。

　　除了庄外壕岸上，村庄南原的土坡上也有地软。因此，雨过天晴后，在南原坡坎上，时常可以看见提着襻笼拾地软的孩子身影。其实，村庄里地软最多的地方，是村里的苜蓿地。苜蓿，是喂牛喂马必不可少的青料。村庄里的苜蓿地，从春天到初冬一直绿葱葱，至少有七八亩。刚发芽的嫩苜蓿，是人们觊觎的一道下锅菜，因此苜蓿地常年有人看守着。

　　村子里看苜蓿的，是我叫“八爷”的老人。八爷黑瘦黑瘦，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木匠的凿刀刻出来一样亮清。八爷爱说笑。嘿嘿一笑时，脸上的一道道皱纹里好像都盛满了笑意。八爷爱讲鬼故事。盛夏的夜晚，在麦场上乘凉，八爷一讲起唐王游地狱之类的鬼故事，身边总围满孩子大人。有一晚，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人散后，八爷将我搂在怀里，一声不吱睡在麦场上。母亲在村庄里找寻了大半夜，快要急哭了，八爷才嘿嘿笑着说：“娃在我这睡着呢。”但是，一看起苜蓿来，八爷像是变了个人，黑着脸，提着条鞭杆，站在苜蓿地边，威风凛凛像尊门神。八爷从不许村里的女人们进苜蓿地拾地软。用八爷的话说，“婆娘们身上长着八只手，贼着呢。”但八爷允许村里的娃娃们去苜蓿地拾地软。我们踩着雨后苜蓿地的露水，在刚刚割过的苜蓿茬间找寻着地软。地头上，传来八爷哼唱秦腔声；半晌工夫，我们会拾大半襻笼地软。

　　地软如果吃不完，母亲会将地软拣干净，晒在院子里；晒干后，母亲会将它们收拾起来。如果家里来客或者过节做臊子面，地软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佐菜。故乡的岐山臊子面，讲究煎、稀、汪、酸、辣、香，还讲究红、黄、黑佐菜颜色亮丽，红是胡萝卜，黄是黄花菜、鸡蛋饼，黑是黑木耳。只是，母亲平时舍不得买木耳，只有过年待客吃臊子面时才用木耳，平时用地软。她将干地软用开水泡开，切丝和胡萝卜丁炒熟后，下到汤锅里，地软黑沉沉漂在汤碗上，咬一口，脆香脆香。

　　地软是从哪来的？小时候，每逢拾地软，为着地软的来历，我们总会叽叽喳喳争论不休。后来，我知道了，地软属于一种天然生成的藻类植物，春、夏、秋多雨时节，它们便在雨水中快速生长；雨后天晴，被阳光一照晒，便迅速变干，不见了踪影。

　　只是，知道这些时，我已离开了故乡，再也没有在壕岸边、坡坎上、苜蓿地里拾过一回地软。

　　我曾多次梦见在故乡拾地软的情景。一场新雨之后，大地湿漉漉，清新而洁净，草叶上滚动着一颗颗珍珠似的露珠。在草丛中，静静卧着一团团黑黑的地软，软软的，嫩嫩的，像大地长出的一只只柔嫩的耳朵，正静静地谛听着我从远方走近的脚步声。

　　

　　 构树的果子

　　

　　整个夏天，我们一直惦念着庄南构树上那些鲜红、诱人的果子。

　　构树是常见的树木，一簇簇生长在窑脑上、坡坎下、田地的尽头；一片片绵厚、叶尖开裂的椭圆形叶子，绿森森将枝干严严笼罩着。构树的枝干、叶柄中饱含着乳白色的汁液，是猪、牛、羊喜食的好草料。春夏时节，我们提着襻笼，将构树叶一片片捋下来，提回家，被父母一把把丢给家里的猪、羊，甚至是后院槽头拴着的耕牛。

　　春天一到，构树叶刚刚变绿，树枝上便会结着一个个指甲盖大的绿果子。初夏时，村里的女孩子们染指甲，捣碎指甲花，撒上明矾，包扎手指，构树叶是少不了的。因此，傍晚时候，女孩们带着弟弟妹妹，拿根竹竿，很快就勾回一大捧构树枝来。庄南那些构树上的叶子，很明显与窑脑、坡坎上丛生的构树叶不同，绵软、肥厚，更重要的是它们椭圆形的叶子，叶尖极少有开裂的。女孩们一片片摘着树枝上的叶子。很快她们就会发现，构树枝上被村庄里的人称为“构桃”的绿果子，硬硬的，沉甸甸的，一个个已有拇指蛋大。

　　五六月，瓜果熟了。中午或者傍晚，总有人用自行车驮着桃或者梨瓜、西瓜走进村庄，在街巷里低一声、高一声沿街叫卖。我们跟在自行车后，望着货架后两个竹筐里红艳艳的桃子或者一只只拳头大的梨瓜，腮帮里咸津津涌满了口水。但苦惯了的大人，将钱看得比命根子还紧；他们看见卖桃卖瓜的，漫不经心望一眼，就忙起手边的事，极少有上前搭讪去买的时候。卖瓜果的人吆喝了半天，最终悻悻地推着自行车出了村庄，在我们落寂的目光里腿一撇跨上自行车，向远处走了。

　　庄东的壕岸边，长满了柿子树；一棵棵深褐色的虬曲树干上，麦熟时节，便满树密压压结满了青绿色的柿子。柿子有指蛋大的火晶柿子，有桃核大的帽盔柿子；我们所中意的，就是那些桃核大、挂在树枝上的帽盔柿子。清晨或者一场骤雨后，村庄里总有孩子叽叽喳喳跑到庄东壕岸边，捡拾树上落下的帽盔柿子。夏天的午后，我们守在柿子树下，女孩子在跳房子，男孩子在扇面包。在我们头顶，知了一声声叫着，柿子树巴掌大的绿叶子间，挂着一颗颗青绿色的帽盔柿子。忽然，“吧嗒”一声，柿子落了下来，我们一窝蜂朝着柿子落下的地方跑过去，早有眼尖手快的伙伴，将一颗绿柿子紧紧攥在手中。柿子拾回家，放在窗台下，三四天便会变软，吸一口，一股淡淡的涩臭味里有一丝淡淡的甜味。与帽盔柿子比起来，我们更喜欢吃的，是庄南构树上所结、村庄里人叫“构桃”的红果子。

　　记忆中，伏天还未到，构树上的“构桃”已悄悄变红了。最初是三颗五颗，稀稀疏疏点缀在满树青绿色的“构桃”间，站在树下，一眼就可以看见。“构桃”红艳艳、毛茸茸的，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显得那么醒目、亮眼。早有人从家里拿来竹竿，踮着脚从树上勾下结着红“构桃”的枝干，然后摘下“构桃”，津津有味吃着。我们眼巴巴地看着，腮帮里再次涌满了咸津津的口水。村子里胆大的孩子，一个个脱了鞋上到高处的树杈上。胆小的在树下仰着头，看见他们摘下一只红“构桃”，然后骑在树杈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完一只“构桃”后，他们双手抓住高处的树枝，身体悬空，双脚在树枝上狠劲一踏，“哗”一声，红红的“构桃”雨点般从树上落下来。

　　我们吵闹着、欢叫着，朝着“构桃”落下的地方跑过去，不一会，双手间捧满一只只又红又大的果子。“构桃”早熟了，红毛絮软软的，已呈赭红色，咬一口，甜津津。这是孩子们在村庄里所能吃到的为数不多的果子；即使知道“构桃”吃多了，舌头会火烧火燎地疼，但依旧贪婪地啃咬着、咀嚼着。

　　多年后，我查到构树的资料：构树，别名楮桃，为落叶乔木……我想，可能只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于乡村的那一批人知道，构树不仅仅是一种乔木，还是当年孩子们心中一种能结出满树鲜红、诱人果子的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