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之下（散文）

半夜三更，何老汉听见有人敲门，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分明能感觉得到那只大手的骨关节似乎在用力，又似乎没有用力。这声音，在能听见老鼠呼吸的安静中，显得惊心动魄。何老汉不敢贸然点燃油灯，战战兢兢翻起来，摸黑穿好衣物，坐在炕沿上，犹豫是否出屋看看情况。何老汉有些不安，这山大沟深的地方，人烟像山上的禾草一样稀少，如果有人出没，不是抢粮抢钱的山贼，也必定是失去方向的散兵游勇。

　　山庄的东边，是一座绵延千里的大山，因为有山的阻隔，在山下安家的他们，的确享受了几年相对太平的日子。山庄的院落不多，仅七八处，同族同姓。户户是养了狗的，真是怪了，高大得牛犊差不多的土狗，集体聋了，竟然没有叫出一声。这时，何老汉听得清清楚楚，门闩被别了开来，几个人，不，一群人踢踢踏踏地朝小屋走了过来。何老汉还没有回过神，他们撞开屋门，带着一股冷风，站在了空间不大的屋里。

　　他们说，要借老汉的一圈牛。他们怎么知道老汉有一圈牛呢？何老汉很是惊讶。

　　何老汉和其他人家一样，把院子建在平坦的“川地”里，他家的院落有一亩地大，前院住人，后院养了牲口，十几头牛个个体格硕壮，是何老汉耕种二三十亩粮田的本钱。听说借牛，老汉心里不太情愿，总得弄清来者何人吧。何老汉知道天高星明，凭借自然之光可以看清来人的面目，问题是几个人堵在门口，怕何老汉跑了似的，也就挡住了星光。他取过火石，擦了几下，燃起油灯，在渐渐明亮的光晕里，他终于看清了来了的都是什么人：有几个人穿了羊皮坎肩，踩着毡靴，有几个穿了盔甲战衣，还佩了长刀。他们脸膛黑里透红，头发蜷曲，疲惫的眼神里透着几分机警，甚至杀气。

　　他们说，牛借走了，天亮前还你。没有等何老汉同意，也等不及他同意，屋门被合上。因用力过大，扇进来的风吹灭了油灯，何老汉陷入黑暗中。何老汉出了一身汗，觉得比上山做了几天农活还要累，本来不想睡、不敢睡，可不知什么缘故，坐在炕边上睡着了。一直到醒来还歪着脑袋，打着呼噜。

　　最先醒来的不是人，而是鸟。鸟叫了后，何老汉睁开了挂了石头般的眼睑。他赶紧跑到后院，让他惊讶的是，牛们都在，或卧或站，和往常一样反刍着。他又去看看狗，狗和平时一样抖了一下身子，从窝里爬了出来，伸了一下懒腰。何老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又折回牛圈，摸了一下黄牛的皮毛，他确信，自己不是做梦。分明，那些黄牛，个个出过大力，浑身的汗渍都沾湿了他的手掌。

　　这个早上，家人们包括山庄的人们都起来得比以前晚了许多。何老汉有意无意问他们，夜里有什么动静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夜晚，睡得太踏实了，睡了个从不没有过的好觉。何老汉又怀疑，自己千真万确做了个不比寻常的梦。

　　不对，不对，怎么会是梦呢？何老汉想起出过大力的牛，又觉得事情很是蹊跷。他从西边的川道里走了出来，朝北边的山下走去，梦游一般。他先看到狭窄的小道上留下的车辙痕迹、马蹄痕迹，以及洒落在小道上红、白土粒，明白这边何止来过几十个人，那可是来过千军万马啊。再朝北走去，他看到，他正打算开发的几大块稍微平坦的地里，竖起了数十座大小不同、高低不一的石塔。他不敢靠近，折了回来，又朝东边的山下走去。这边，又是一幅不一样的情形：依山之处，开挖出了十几眼窑洞，有人声，有炊烟，有骡马。

　　何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每年要用三五天时间，甚至十天半月，把打碾的粮食装在牛车上，翻山越岭运送到外面的集市上去，换取家具物资、布匹针线、食盐清油，又一路“咯吱吱咯吱吱”地返回来。现在，他从夜里来过的这些人的着装上，从窑洞里传出的人声上，隐约判断出，他和他们也曾有过交易，起码是几张羊皮、一皮囊动物油。他也听说过，在大山阻隔的东边一个叫萧关的地方和大山西北边叫做好水川的地方，这两年战火没有熄灭过。他们是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他们应该来自贺兰山腹地。

　　几十年、成百年之后，何老汉的子孙们融入了从外地迁入的他们的生活，外地人成了当地人。这群人，汗衫子和扎了绑腿的裤口子，与周边百十里的人群没有两样，可他们仍然喜欢反穿羊皮袄，吟唱不着调的山曲儿。又几十年过去，他们到东边的大山、六盘山深处伐来树木，在最早的窑洞前，修起了瓦房，又在瓦房的南北两翼修建了几排房子，并且一直延伸到“川道”。所有的房子和所有的院落，就像布阵列兵，有规有矩，层级分明。

　　——那种庞大、有序的院落群，如果保存下来，想必这个封闭之所，会像许多古民居一样出彩。

　　时光流转，不可收拾。若干年后的一个凌晨，我出生在“中庄”那列窑洞前一座大院里，又在这座大院里不知不觉长大。肯定，在我学语和识人时，必须先识父母，学会喊叫爸妈，当然，院子里还居住着六户长辈和长辈的孩子们。可我因为年幼，不会太容易记住他们的面孔，直到五六岁时，我记下了所有亲人的面孔，包括院落以外的其他院落的宗亲。

　　我接触到了许多人，也就遇到了第一个疑惑。小学里，一些同学和书本里的一样，把生父称作“爸爸”“爹”，我为什么却把父亲称作“大大”“大”，而又，竟然把与父亲同辈的男子称作“爸爸”。这只是一种浅浅的疑问，我背地里面对一棵大树，把他假想为大大，曾经尝试着说“爸爸”，面对一堵墙喊“叔叔”“伯伯”，都没有成功。改口，感觉和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一样拗口、滑稽。同样，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和我一样，使用着大人教给的称呼，也就不再有过犹豫。就像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一样，直到现在，还有将来。

　　这种“造假”，竟然一直延续了下来。

　　我也开始打量村庄。听大人们交流时，要用到许多地理位置的名称，起初，我对“上台子”“崖湾”“夹道”“门房子”“上川”“下川”这些指向性名词，像学算术题一样糊涂，想问而又不敢问，即便是知道了，能有什么用呢。其实，许多知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觉增长的，后来，拿人来对号入座，就明白了不少。“上台子”，指的是我们居住的大院，“崖湾”在我们家大院的南边，紧靠山崖，由另一支李姓人家居住着，“夹道”“上川”“下川”里，居住着父亲远堂兄弟几家，他们同属一支。“门房子”则是辈分较高的几户，属于另一支了。可是，辈分高却为什么居住在叫“门房子”地方，其中缘故没有人说起，想必也不会有谁知道罢。

　　就这样，绵绵延延又是几十年。父辈们也从老宅分了出去，各自过着各自的日子，但岁月流逝，地名却永固。

　　现在回头，我无意探究和发现过去，只是还有许多好奇。比如一些词语，在使用中就会明白所指的意思。我们经常把个别词语挂在嘴边，时间久了，成了难以改掉的口头语，上学时，特别是早晨，我们起得比天明鸟还要早，为了壮胆，经常会约上兄弟姐妹们一起出发，“曹暂（音）走”，成了人人皆知的信号和统一用语。“曹”就是“咱、咱们，我、我们”的意思，“暂”则是“现在、眼下”的意思。使用率频繁的还有一个指向性词语。哥哥说，给曹把铅笔拿过来，我不知道在啥地方，他会顺手指一下，说，“乌达（音）”，我们都明白是“那里”的意思。如果小孩子缠着大人，大人会说，“去远些，不要乌苏我”，或者，大人双眉紧锁，会说，“这几天太乌苏了”，谁都明白，“乌苏（音）”就是“烦”的意思。那时候，我以为这些用语天下通用，无人不晓，但如同鸟语，好多人弄不清楚它们的意思。尽管如此，我至今依然用着这些口感不错的词语，也让我的方言与众不同。

　　村庄的秘密太多太多，就像突然冒出来的一只菌，突然长起来的一棵树。

　　土地承包下去的第二年清明节，一切事物刚刚苏醒，就像山上的桃花，有些大胆却又谨慎。不知道是谁倡议的，谁联络的，一大早，村庄里悄无声息地来了差不多成百名陌生人，使偌大的村庄显得有些拥挤。听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路远，凌晨就开始出发了。他们都姓李，有老有少，但好多都不曾谋面，甚至不知名讳。于是，他们互相握手，互相问着名字，互相论着辈分。他们要在时隔近四十年后，集体去上一次坟——这是一次并不太张扬，甚至仍然有些保密的集体行动，庞大的队伍光到各地去上坟，花费了三天多时间。因此，我便知道了村庄之外还有几个由“李”命名的地名，比如李家沟，李家咀，上李，李黑地。对了，我一直没有想到过这些地名的奇怪之处，既然有“上李”，应当有对应的“下李”，可从未听说有这个地名，而“李黑地”这个名称，则更让人难以理解其中含意。

　　也就在这一年，在村庄的腹地，一个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又因运输材料不便，很快被废弃的瓦窑坪上，我听到了许多民间传说，与村庄有关的秘密。“借牛运塔”就是其中的一个。听着老人们断断续续地讲述，我和许多人一样，被一种神秘所感染，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攥紧了双手，朝村北张望，仿佛透过明净的空气，看到那些古代的战士和百姓劳碌的身影。运塔做什么？老人们说，那是坟！难怪，北山下的那些土地被叫做“塔坟”，就像村庄里一个叫做“避风湾”的地方一样，具有固定却又抽象的意义，现在仍然没有更改。

　　一段传说，可以由“物”生发，一个地名，也因与传说结合而有了真实的价值。有些流传下来的故事，尽管不可确信，但能窥见历史的一斑。老人们说不清楚，“很久很久以前”，到底有多久远，但从他们破碎的描述里，不由得让人回溯到公元1227年。这一年，一场发生在六盘山地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了结果，至少改变了两个王朝的走向：大夏土崩瓦解，成吉思罕病殁六盘山。

　　不得不再次提起那年的清明节。那支庞大的上坟队伍，小心翼翼地由村庄的腹地出发，慢慢爬上了东山梁，走进了近几十年新建的坟头墓地，并做片刻停留、化纸焚香祭拜。这是仅有的一次集体扫墓，至今再没有过。但他们却绕开了距离村庄最近的塔坟。他们在北山梁上停下脚步，回望着山下，脸上一片肃穆。他们大声说出的许多话，都被山风吹散。他们在北山梁上要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不去塔坟？是因年代过久而疏远，是刻意回避着什么，或者，石塔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还是没有看到那些林立的石塔？

　　这一年，叫做塔坟的土地里真的看不到石塔了，看到的是梯田建设的硕果。那十七八块宽阔且层次分明的平整良田，从山顶呼啦啦地铺到了山下。这个时节，麦禾正绿。

　　可并不是没有石塔，许多人都眼见过它们，包括我。

　　生产队的麦场，就在我家建于一九七六年的新院子的下方，隔着一道丈高的土埂。麦场足有七八个篮球场大，每年秋季，从地里收割回来的庄稼，在这里码垛、晒干、打碾、装袋，然后归入东边的一排偌大的仓库。这个时节，孩子们喜欢到场里去，躺在打碾过的麦草垛上，享受柔软给予的温暖。落雪后，又喜欢到麦草垛下，追逐寻觅麦粒的麻雀和乌鸦。这天，雪很薄，风也很凌厉，刮得麻雀和柴草与薄雪一起奔跑，也使平时被掩盖的东西暴露了出来。一声兴奋地高呼，我便跑了过去，看到了仓库外靠近北侧的角落处，裸露着的石塔。灰褐色，六角形，大大小小共五层，每层约拃厚，也没有按次序摞在一起，而是互相挤在一起，像是突然倒塌掉的样子。听看守麦场的老人说，这是生产队从地里搬回来的，起初打算用来做仓库的柱石，却不知为什么没有使用，就这样一直堆着。我抚摸了下它，感觉粗糙，冰凉。

　　还有另外一座石塔。

　　夏季，孩子们是不怕炎热的。我们喜欢到苜蓿地里去捉蛐蛐，然后带回家，装在麦杆编成的笼子里，挂在屋檐下，听它们夜晚时分发出的振羽声。那些个中午，我们也就多次看到了比较完整的一座石塔，立在塔坟里的坡地上。三层，最大的一个直径约一米多，都是椭圆，鼓一样，互相衔接的缝隙里，长了杂草。没有那种柱状的顶，上层掏空处，积满了黄土、鸟粪。底层的一个鼓起处，有正方形的类似供奉或搁置油灯的龛，约二十公分大。在孩子们的眼中，它们不过就是个石头做成的东西，和用土做成的器物没有什么两样，更不会去探究它的功用及意义。

　　大人们警告说，那个地方很“古”，小孩子去的次数多了会得病，就有些怕，便不再去了。最后一次看到这座石塔时，是同伴喊我去拣子弹壳。他说，这几天民兵在打靶，塔坟那里子弹壳不少，谁谁谁拣了好几个呢。我经不住诱惑，就跟着他去了塔坟。是的，我注意到，石塔并没有立在原来的位置，而是散落在东边的小路一侧，鼓圆的身体上布满了坑窝。正当为没有看见弹壳的踪迹觉得遗憾时，同伴说，石塔的坑窝里有子弹头。我学着同伴的样子，用顺手拣来的瓦块使劲击打坑窝，觉得它的硬度并不高，像是砂土做成的，很快，变形了的子弹头就从坑窝里面掉了出来。它们，被民兵当作了敌人。

　　一切远去了。当我为生计常年奔波在外时，假若不是因为父亲，我还真会忘记塔及那块土地的存在。

　　几年前，年迈病弱的父亲拄着棍子，颤颤微微地，去过我们家的好几块承包地，当然也有塔坟那里的两块自留地。我曾经问他，相中哪块土地了？他说，塔坟。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草长莺飞时节，他吐出最后一口痰，一去不返。按照他的嘱托，坟地自然选在塔坟那里。那天下午，我去给整修坟墓的匠人送饭时，他们示意我仔细看看坟坑口的土层，说这儿的土层和任何地里的不一样，而且，挖起来很是费劲，像夯过了一般。我蹲下去，看了好几遍，的确不一样，地表上大约五六十公分厚的土层，是用白、灰、红、黄几种色土分层夯实的，用手指揉搓，有石头的坚硬。想到地名，想到石塔，我就想，在这块地里，肯定不止一处是这样的土层了。那么，父亲选择这里，想必有他的理由……

　　对了，我也想起了那座被扔在路边，当作石靶的石塔。它立在地里或许更好，可我再没有发现它残存的身影。它和麦场里的那座塔一样，不会长了翅膀飞走，一定隐藏于某处，深埋于地下。而我又突然觉得，现在和未来，它不再出现应当是最好的结果：每一座村庄，应该蕴藏着一些不宜暴露和言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