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芳华】“亲爱的寻常”之我为什么如此节约（征文·散文）

一

　　在我大脑的记事“簿”上，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着以前的很多旧事。

　　曾经，我是有过要把它拿出来打印成册的想法的。可又一想到像那些在坟墓里保存了千年都还不朽的古尸，一经挖掘出来便什么也不是了的实例——只要一想到这可怕的后果，我就只好作罢了。又一想，不如让它还是永久地保留到大脑最深处的好——至少它还不至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风化”得如此严重吧！

　　可让它一直待在那里也还是有一些顾虑的。这凡胎肉身的大脑，有一天一旦也随我的死亡而去了，又该如何是好呢？它岂不是就将永远地失去得见天日的机会了吗？

　　管它呢！我无奈地做出了决定。

　　现在，我只想“有意”翻看一下，仅此而已。

　　

　　二

　　公元一九八二年的冬季——那是个普通的季节，我做出了改变人生最有益的决定——应征入伍了。从新兵连往老兵连分去的时候，我只怀揣了五十二元钱——这事，我记得最清楚不过了。其原因是我有一个战友，当然也是老乡，他不但花光了自己在入伍前所带的那二三百元，而且还急不可耐地伸手向我借走了整整五十元，之后我随身就只有区区二元多的存“货”了。不知有这样的五十元钱，在那个时代算不算是个富翁，反正它在我心里可不是一般的快乐呢！

　　在头戴“新兵蛋子”礼帽最初的那头一两年间，我穿的都是浆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旧胶鞋，以及旧军帽，它们全都在历经的岁月面前严重风化了，尽管仍是军绿的颜色没变，那“绿”却有些惨淡，有些地方还露出了被磨破的“毛边”。

　　那些新“家伙”都哪去了呢？我在每个换装季所发的新品啊，都被我存放了起来。为的是只在合适的时机才把它们派上用场。

　　在我们边防连队的驻地周围，有数量不少的老百姓，是喜欢军帽军用胶鞋之类的军品的。有些战友也会节约一些出来，拿它们去换攀枝花枕头。攀枝花是个稀罕物，内地人是不曾见过的，用它来做枕头更是闻所未闻的奢侈。他们就把它换来，寄给家里也让父母去享受享受。

　　部队发给我个人的那些军品，我肯定不会这样就简单消耗掉的。我拿新的解放帽去卖钱了，将舍不得穿的胶鞋，寄给了在农村做活很是需要的父母。对他们来说，胶鞋远比攀枝花枕头更适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所尽的三年义务期内，我只穿过了一套新军装，包括新的解放帽、新的解放鞋和新衣裤的里和外。穿在我身上的其他军服，则是我靠“调换”得来的。

　　新兵刚入伍时，穿的那身衣服可以说是从头新到脚、从里新到外。可这之后，再穿着的军服，就不见得有多新了。

　　第一次换装，我发现了连队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从司务处那儿拣回了很多的“宝贝”——他把自己磨破了、褪了色的旧军服，拿去作了交旧换“新”的处理。虽然这换回来的也是些旧品，但比他交出去的那些旧品就好了很多。听别人说，他发的那些新军服像是不翼而飞了，却很少见他穿得像个“新人”似的。三年满后退伍的那天，人们才发现他存下来的新家伙排在了全连的第一名。

　　他的这一“招式”，无疑教会了我。后来，我也如法炮制地学了他。善解人意的司务长却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说，你把那些新军服放那儿干啥呢？当时我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太新了舍不得穿！这次的旧品里，有很多都比我在家时穿的要好，丢了可惜呢。

　　在成堆的旧货中，我记得那个好心的司务长，每当换装季，他都要把那些成色还不错的旧军帽、旧军鞋、旧衣裤收捡起来。而在我与他调换的旧品中，都无一例外地被磨褪色了、磨烂了——也许曾经它们已跟过好几个人了吧，最后才辗转流落到我这儿的。

　　穿着这些利旧用新的舶来品，我丝毫也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三

　　

　　在连队待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我就被选调到了师机关当打字员。我们的驻地是离边境线遥远的蒙自县城，这里被叫做兵城。在它小小的地域内，驻军中既有边防部队，也有野战部队；既有陆军，也有空军和炮兵部队。现在，鉴于和平的曙光已经照亮了长长的边防线，像曾经的神秘感早就被寻常打破了。

　　但我在此当兵的那个年代，街头的军人曾呈现出来的是何等靓丽的风景线啊。星期天我们从军营出来请假办事，街上无处不有军人的身姿。在那样的场合里，常能见到年轻战士身上穿得发黄的、很旧的军装。有时擦肩而过见到了这样的情形，心里自会涌出一个闪念，不对呀，他们也在这样穿？

　　因为，我一直就是这样穿的。脚上的胶鞋、头上的帽子，与一身的衣服，都是一色俗不可耐的“黄”呢——那“黄”透着的是多余的陈旧。我的科长看不下去了，有次竟拿出了他早年间做战士时存下的新军服给我，换上吧，你那身衣服太旧了，他说。我不愿就此收下，便说，新衣服我有，只是舍不得穿罢了，我回答他说。还是拿出来穿嘛，万一哪天退伍了，在部队你连一身新军装都没多穿，就有点遗憾了！

　　我倒觉得这没什么，节约已然成我的一种习惯了。比如生活方面，也是这样的……

　　那时，我们在机关的战士食堂用餐，每天的伙食费大约是七角三分钱，但我也会从那里节约出不少来。一个素菜大约是五分钱，一个串荤大约是一角钱。好在我们是买票吃饭，节约归己。大多数情况下，我每顿只吃一个素菜和二两饭，一天的某一顿吃个串荤，就算是打打牙祭了。

　　一个盘子装菜，一个碗装饭，吃的时候把饭菜倒一处，拌在一起吃，这样就能避免菜先吃完了，后面还留有饭时就淡了味道。等这顿饭吃完了，再用桶里的米汤或者“玻璃汤”把盘子“涮”干净后，再一同喝下。我“洗碗帕”的诨名就是这样被战友们叫出来的。

　　一九九〇年，奶奶突然死去，我在她的坟前昏厥过去时，从我锁针别着的衬衣口袋里，把一千元的十元钱给倒出来了，那里面潜藏着我多年来含辛茹苦的节约经历。有从伙食费中攒出来的钱，也有卖我舍不得穿的军品的钱，更有我利用周末出苦力挣的钱……

　　

　　四

　　以前发生的事，我不可能忘记。它在随时深深地刺痛我，我只能照此下去的。

　　初中毕业以后，我十六七岁。在这个单薄的年龄上，我就失去了再读书的资格。不是不想读，也不是没考起高中……初中毕业考，数理化语文政治五科，我考的总成绩是四百分，而满分是五百分。听说我的这个成绩，是能够进入到全县唯一的那所设有高中部的苍溪中学去就读的。但命运不济，无奈家里太穷了，一是没钱去读，二是我得作为劳力去使唤的……

　　在与高中失之交臂后，我在所谓关系的作用下，去到离家八九公里远的乡村小学去当代课老师了。

　　我是外地人，又光棍一个，一日三餐自己做饭自己吃。我先后在过的高清小学、石垭小学、井坝小学，学校都建在了远离乡村农户的地面上。白天还算热闹，晚上一放学，学生散尽后，就只有无尽的孤独和无边的黑暗陪伴我了。

　　我在从家里每周所带不多的粮食中，必要仔细地划分出十六份来，然而每顿都不得超支才行。星期一，我步行返校，周六晚又步行返家，减去这两顿伙食，六天的工作日中还有十六顿的饭，我都得顾及到。

　　而从家里带的那些粮食中，有大米、苞谷面之类的精粮，也有像红苕、南瓜之类的粗粮。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那些充数的粗粮“丰富”了我的生活。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个周一，大妹在用盘子秤给我称了一斤二两大米后，家里装粮的米缸就没多少存货了。那天家里的苞谷面也不多，叫我吃完了回家再拿。而哪有六天十六顿要吃的一周啊，由于没机会再回去，靠一斤二两大米苦苦支撑了我的一周。一日三餐喝的都是不需动筷子的稀饭……家长说，小王老师爱吃酸菜，我的酸菜都是从他们那儿舀来的。没办法，不多的米饭里加点酸菜，除可以改变单一的味道外，还能增加稀饭的浓稠度。

　　尽管如此，我在拥有了这份见得人的工作后，过的日子较之更苦的小时候，还算是不错的了。我读初中的那三年，“煎熬”这头怪兽无时无刻不在跟随着我。

　　家到学校的距离，有八九公里绕山绕水的山路要走。除了最后一年初三能住校外，初一初二的那两年时间早晚都得往返，泥泞的山路上，我们脚上的胶鞋从新穿到烂，要经过两到三个春夏秋冬。穿烂了后、补了再穿，穿了再补，补得修鞋的师傅都无奈地摇头了。冬天的那身衣服要一直穿着，熬过了严寒才能脱下来洗；夏天的那身衣服，汗水在上面划了白色的地图、衣服上有刺鼻的汗味儿，才肯脱下来洗一下。不等干透就又穿上了。

　　中午的那顿伙食，吃的是口缸里的蒸饭。红苕苞谷面酸菜，是口缸里的常客。有时苞谷面没拌匀，上面还有水，下面却尽是些灰泡……有丝瓜蒸在口缸里的那顿午饭，搭点盐在里面，却油也没有。

　　无声无息、软绵绵的细雨下在冬夜，用红苕片裹白面炕的馍，代替用肉炕的肉馍馍，吃了可以少起夜。可也不能常有，麦面相当有限。

　　很小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习惯，把好吃的东西、做的新衣服……留待那儿。大概是留给明天吧。

　　我相信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