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飞的大雁（小说） ——老同学毛霞的故事

一只或多只大雁展翅飞过脑海上空，整齐脆亮又很悦耳的鸣叫声一线展开，隐隐约约中飘来《远飞的大雁》那首红歌的旋律，并留下几多绚丽彩带。伴随大雁鸣叫飘渺的旋律，还有一张渐次清晰的面孔。睁大眼睛一看，竟是我的发小兼同学马瑞霞，小名毛霞。她好像变了个样，一双好看的大眼睛不动声色地静静望着我，翕动着嘴唇，但却始终没有露出牙齿也没转动眼珠，诚心要把说的话紧紧地裹藏在了眼底里。这个马瑞霞，你又要玩什么深沉？哈哈哈……这一想一笑，就突然睁开了眼睛，发现是在床上。哦，原来是这样。我转向窗户，透过窗帘缝隙，看到天际已是鱼肚白色，好几只灰色的鸟儿列队游动其间，发出好听的叽叽喳喳音律。只是和印象里南飞大雁所留声色不在一个层次和价位。我潜意识中一直钟情于远飞大雁的歌声，因为很早以前就与那天籁之音有了共情共鸣。

　　情不由衷地从床头柜上拿上手机，输入“远飞的大雁”，搜索点击，那首曾风靡全国红歌随即响彻耳畔——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翻身的农奴想念……

　　歌的原唱是才旦卓玛，绝对的顶尖水平，后人再怎么翻唱都显得另类。这也难怪，凡经典的原唱，其音质、声色、旋律、意境早就融入受众的血液中骨髓里，成为一种永恒记忆，难以复制更枉论替换。然经典的歌声以及飞翔于脑海上的大雁，执意要把我带到一个叫花街二十七号的大院里，将我妥妥地放入那个特别的典型环境里，任由我的思绪葳蕤驰骋。

　　

　　我和毛霞同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后来又一同走进第五中学校门和班级的门，虽然我们分道扬镳一一下放农村，进城工作，嫁人生子，但期间没少真诚走动敞开心扉、诉说衷肠。

　　毛霞是五四年元旦那天生的，要大我半岁。最初的记忆是我们曾经互不理睬对方，不过时间不长，好像只有2～3天的样子。那时我俩顶多才上2年级，我的名字玉兰分别只有5笔画一共才10画而且好写，而她的名字瑞霞分别是13画17画一共30画很难写。好多次她都写不出来自己的名字，急得呜呜呜地哭起来。而我就在一旁嘻嘻嘻地笑起来，说：“你看你看，我的名字写好了，你怎么还没写出来啊。”这一说，她就更急，越急就越写不出来，有时候写错了，就连忙用橡皮擦擦，一不小心擦通了，就哭得更加厉害。一边擦一边写一边说：“我不睬你了，我不睬你了。”我也嘟噜嘟噜地说：“你不睬我，出什么奇呀，我才不睬你呢！”

　　

　　毛霞不像我长得痩长，她是圆脸因而显得有点胖，但脸模子很漂亮，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深深的，鼻梁子挺挺的，嘴唇棱角十分清晰，喜欢扎两只齐肩膀的粗短辫子，额头上的莲蓬须剪很工整，弯弯的密密的齐刷刷一字排开在柳眉上额头前，煞是好看，尤其是和大眼睛的组合，就像是许多年后流行的卡通画人物，给人以天真活泼又空灵聪慧的印象。她春秋天喜欢穿格格子褂子，在大院里一班小姐妹里总是显得要好看一些。毛霞在家是老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二个弟弟。大姐解放前出生在皖北农村老家，要大毛霞不少，在地区医院学中医，吃住在单位，大院里很少看到；她哥大她五六岁，喜欢看无线电一类的书，不大说话，印象中也不怎么带弟妹玩耍；大弟小她三岁，喜欢粘着她，她也喜欢带着这个胖乎乎弟弟。那时候大院里的不少人家孩子在妈妈带领下在房子里院子里做糊火柴盒、编织尼龙网兜（俗称打小包）和渔丝网等副业。我和毛霞就在这些副业中耗费了许多时光。那时候，学校不上课或是节假日，白天里我和毛霞几乎是不约而同和大院小伙伴一道，围在院子走廊过道的某一个立柱四周，或一字排开在某个墙体木板前，各自插上自带的木锥子，端坐在木凳或竹椅上，系上事先起好的一串包头（一串通常为十副二十副不等），每串包头的塑料软管（即为尼龙网兜成型后的拎包把手）一种颜色，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也有白的，立柱或是木板上常常是色彩斑斓姹紫嫣红鲜艳得很；一双双稚嫩小手飞梭走丝，比着谁打得快打得不断丝线不掉梭子。这是白天，到了晚上，不是你到我家就是我上她家，在饭桌一角的木缝里插上木锥子打小包。我们一般大小少男少女通过这种独特方式为家庭做着一份稚嫩的贡献，绽放出青涩花朵般的气息和味道。

　　毛霞经常带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加入打包队伍。收音机是她哥哥从商店里买来二极管三极管等零件，按照书上的线路图，用烙铁焊接组装的，这在大院里那可真是少有的。毛霞好像很得意地打开收音机，里面立刻传出包括《远飞的大雁》在内的许多好听的歌曲和唱腔，比如：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麦浪滚滚闪金光、抬头望见北斗星，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提篮小卖拾煤渣，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等等。我们一众打包人也以一己方式，哼唱模仿与之互动，扎堆打小包的处所因此显得生动而欢快。这中间，《远飞的大雁》的歌声就经常从毛霞的口中飞出，歌词就像一粒粒金豆子从她嘴里吐出来落在金属的盘子里，发出十分清脆响亮的声音。她似乎在飙嗓子，使劲张大嗓门，高调发声，用力拖音，将“大雁”的“雁”唱得辽远悠长。唱顺了口，毛霞也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桑木扁担轻又轻哎，我挑担茶叶出山村——”

　　她的歌声总是有着一股穿透力。不知不觉中，大院里人家就时不时能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有些大妈大伯还向毛霞的爸妈建议叫毛霞去考文工团，说是这么好的嗓子，不考剧团就可惜了。后来凑了一个机会，毛霞真的到皖南大戏院参加地区文工团考试，她说剧团的人要她一共唱了两首歌，一段是“远飞的大雁——”，一段是“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看到她考过后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真替她高兴，就对她说，你要是考进了剧团，要经常请我不花钱看戏啊。她笑哈哈地说，要是能考上，我肯定会请你看不花钱的戏。

　　毛霞最终没能考进剧团，我想不花钱看戏的念头成了一个美梦。不过，毛霞好像也不当一回事，不管是打包的时候还是踢毽子跳绳子玩的时候，也时不时地拉开嗓门唱起《远飞的大雁》那个时候，我和她也不过才十三四岁。

　　

　　一晃4年就过去了，随后我们高中毕业就跟着潮流上山下乡去了。毛霞去的地方是当涂县的新桥公社新桥大队，是打接受证过去的，这是学生下放的一种形式，地市一级知青办是允许的。当然，按后来的说法这可能就是托关系走后门，属于不正之风。我去了南陵县的一个村庄。两个地方离家都很近。

　　

　　毛霞下放的地方我去过。她说那是自己的新家。那里有座叫和睦山的铁矿，市里通短途班线车，终点站就是铁矿。下了车走20多分钟就到毛霞的新家。

　　毛霞一开始是住在生产队的知青点上，大半年后大队广播站播音员被县里借调去了，毛霞就顶了位置当了大队广播站的播音员，不用夏天插秧割稻种菜锄地了，很是叫人羡慕。那时我就想，毛霞能到大队广播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她爸爸在地区民劳局(后来民政和劳动分开设局)工作，经常到县里乡下办事，当涂县是地区管辖的八个县之一，新桥大队也是毛霞爸爸蹲点工作过的地方，和大队干部处得不错，不然就谈不上让大队打接受证了。二是与毛霞嗓子有关，一定是她在广阔天地时不时高唱《远飞的大雁》，因此获得了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喜欢。这第二点是关键，因为在这个比邻城市的农村，打接受证过来的知青不止毛霞一个人。毛霞嗓子好歌唱的也好，也为大队让她当广播员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别人也就没有什么不服的了。

　　那次，我是应邀到她那里去的，毛霞到和睦山车站接的站。广播站红砖青瓦平房一间，中间隔开，外间放了几张破旧桌椅和锄头梨耙箩筐铁锹等杂具；里间是工作间兼卧室，迎面墙上贴着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其他墙面上贴着毛主席指示的宣传画，比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霞问了我在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说要向我报告情况，我说我们关系这么好，还报什么告。接着我们就哈哈哈快活地开怀大笑起来。就在大笑的时候，毛霞她突然中止笑声，脱口道，我要广播了。说着就从床沿上起身走到办公桌前端庄坐下，左手按下播音器开关，右手轻轻按下话筒，清了清嗓子：“广大社员同志们——”

　　为了不影响她工作，我走出房间站在空旷的门前。依稀记得，那天毛霞广播的是大队上一个通知，说是叫各生产小队派一名社员下午到大队部登记生产工具。女广播员声音清亮清亮的，通过广播站室外，以及农田和村头电灯杆上的大喇叭，传向四面八方。我突然发现毛霞的音色真的好听，像是从风干的豆荚上抖落下的青豆豆，又经过筛网过滤，通体洁净没有一点点的杂质，一粒粒清澈纯洁；又如珠落玉盘，发出一串串动人悦耳的声音。我瞭望广播站四周的田野大地，像铺了一张巨大无边的绿色毛毯，风吹去处，那无垠绿色就像长江上一条硕大的绿绸带，随江之波浪频频起伏持续前行，又像是一条硕大无比的彩带随大地之手翩翩起舞；近处远处分明错落着一些排列不太长的农家平屋，或是零星农舍，时间还不到10点，已有农家燃起了炊烟，从那探身屋顶的烟囱一股脑儿地冒出的烟雾，由浓渐淡、由黑变灰，随风飘呀飘呀一直飘进白云色，融入蓝天，给浩渺天际平添缕缕人世间柴草烟火味。这声音、这画面因此也就烙在了记忆中，至今也挥之不去。

　　回到广播站，毛霞正在本子上写字，我凑上一看是在登记广播的内容。等她登记好了，我就对她说，刚才在外面听了你的广播声，非常好听，你要是在话筒上唱歌通过喇叭传出去，那就更好听了。毛霞嘿嘿嘿地咧嘴笑起来，露白白齐齐的牙齿。“唱一个试试看，怎么样？没什么关系吧？”见她高兴，我一个劲地要求她通过广播露一手。毛霞又笑了笑，想了一会儿说，广播站除了广播大队布置或同意的内容，播放革命歌曲也是行的，但我自己唱肯定不行。要么下工后，我在外面唱一下，但你也要来一段，行不行？

　　晚饭是在大队书记家吃的。我推说我去不合适，但毛霞坚持要一道去，她说刘书记一家人都很好，刘妈妈也没架子，她女儿绿蓉跟我差不多大，我们两个处得来，她知道我老同学来新桥看我，说什么也叫我带你过去吃碗饭。

　　我在大队供销社商店里买了三块合肥冰糖大麻饼上了书记的家。书记不在家，家里只有刘妈妈和她女儿绿蓉。母女俩都瘦挑挑的，待人很热情，对我一个外人，刘妈妈也不时问长问短，她女儿绿蓉脸上长了许多雀斑，肤色灰灰的，好像营养不良，但她很友好，几次往我碗里夹菜。那次吃了什么菜我一点记不得了，但晚饭的情分和氛围一直记忆犹新。

　　按照事先讲好的，回到大队广播站，我和广播员就坐在广播站门前不远处的田埂边上讲了一些话，接着用抓阄的方法，各人即兴来了一段。我抓阄抓了个1，先唱，唱的是李铁梅《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唱完毛霞就使鼓起掌声，说没想到你京戏唱这么好，那我就不唱了吧。我说那可不行。毛霞没办法，蠕动了一下嘴唇，润好了嗓子，又唱起了那首熟悉的《远飞的大雁》，也许是几年的功夫积累和思想沉淀，声色悠扬辽阔，音韵字句传情，好像她就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翻身的农奴”。毛霞没能“叫我们不花钱看戏”，看来真的不是她的错，而是地区文工团的人看走了眼。

　　第二天上午，毛霞要送我到和睦山车站时，广播站来了好几位村干部。毛霞悄悄告诉我说，大队刘书记他们来了，不送你了，你走好吧，有空来信。我注意了一下那位刘书记，也是痩跳跳的，肤色灰灰的，有些像报上登载的焦裕禄的模样。

　　在班车上，突然想起今天我应该是第二次看见这位刘书记。第一次是在三月份前我从农村回家讨猪油白糖等食物时。哦，忘了交代，在大院里，我家和毛霞家中间就隔着一家，是紧隔壁邻居。那天，我妈看到毛霞妈妈捉住了正在天井厨房墙边觅食的纯白色洋母鸡，要杀，就问道，“马师娘（毛霞爸爸是国家干部，马妈妈就一直被尊称为马师娘），来客人啦，你家小东东（毛霞大弟）从小炕鸡养大的母鸡正在生蛋，舍得杀啊？”“自家养的，省得买了。”马妈妈是北方人，好像也是搁不住话的，就凑到我妈耳朵前说：“毛霞她们大队的人到市里有事，顺便到我家里来看看。”“那是要招待一下的。”我母亲热情附和着。

　　我有心注意邻居家这个来客。大队书记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人物了，是很受下放学生和他们家长尊敬的。大队书记来的时候我错过了窥视的机会，这也难怪，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走的时候一定是可以等到的。那天下午，毛霞家飘出浓厚的炖老母鸡鸡香，还有炒花生米的香味，很是诱人胃口。等到晚上6点多钟，天已经黑了，我听到毛霞家门口马伯伯和一个操农村口音的男人讲话，就暗暗地急忙站在家门口，面向着毛霞家。这会儿毛霞爸爸送客出门到花街上的正大饭店住宿，我看到这个大队书记不过40来岁，瘦瘦的，穿着灰色衣裳，脸上有些微红——也许是喝了一点酒——看不出本来的肤色，反正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的样子，不说没有人相信他是大队书记。之后我装作无事的样子到了毛霞家，马妈妈正在收拾碗筷，她问我，吃过饭了吗，我说吃过了，回来讨东西，明天准备回农村。“来的正好，晚上包了猫耳朵，盛几个你尝尝。”我还没来得及推辞，马妈妈就递过来一个小碗说：“你吃几个，尝尝味道。”碗里实笃笃地挤满了北方人喜欢包的猫耳朵。“马妈妈，这猫耳朵真好吃。”满满一碗猫耳朵，我三下五除二就吃完，完了好像还背着马妈妈伸出舌头舔了几回嘴，将嘴唇上残留的余香搜刮干净全部吞到胃里。猫耳朵味道真香啊。马妈妈在自家石臼里捣碎了的新炒的花生米拌在猪瘦肉馅里，再加上姜葱等佐料，吃在嘴里，咽下肚里，一线下来，肉香花生香裹在一起，回肠荡气，把肠子和胃都熏得醉乎乎的。说实话，这味觉享受至今还不曾有过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