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练路上（散文）

一九七七年秋，师教导队组织了一次连队骨干集训。以前，教导队只培训连、排级干部，那次培训连队骨干，是落实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一讲话精神的具体措施。

　　参加集训的人员每个团编为一个排，我们一排五班共九人，有我连的一排长秦茂福，副班长殷允元，战士孙兆伟、刘树平、杨相海，特务连警卫班班长郭敏，侦查班副班长孙京龙，师工兵连的王钦先和我。秦茂福任班长，郭敏任副班长，孙京龙和我为班用轻机枪正负射手。集训时间为6个月。

　　那年底，师、团组织了最后一次野营拉练，因为我们当时在师教导队，没能随连队参加。还好，在训练内容即将结束的时候，教导队也组织了一次短途拉练。短短的五天五夜，虽没有长途拉练那么丰富多彩，也没有遇到挑战极限的考验，却也是“走、打、吃、住、藏”样样具备，让我们在有张有驰，有苦有乐中体验了一下拉练的滋味。

　　部队是以紧急集合的形式出发的。那天晚饭后，有的人可能已经得到了消息，把背包和随行物品都已收拾妥当，坐在床上等候。我们班的人员虽然也知道要进行拉练，但不知道具体地出发时间，所以都还在宿舍自由活动。忽然“嘟嘟嘟”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接着就听排长喊了一声：“紧急集合！”

　　前几天，我们已搞过一次紧急集合演练。大家都是老兵了，虽然也紧张，但都能从容应对，一般不会丢三落四。当兵的一个背包就是家。新战士一入伍，每人就发一大一小两块白布，部队里叫“包袱皮”，按照《内务条令》的要求进行“三分四定”——将个人物品分为携带、运行和后送三部分，随身携带的物品包在小包袱皮里，平日兼作枕头；运行物品包在大包袱皮里，必要时运往前线；自己添置部分属于后送物品，如发生意外，由部队送往其家中。“四定”是行动时要定人、定物、定车、定位。因为我们是集训，每人只带了随身携带部分，打好背包，带上个人的武器和镐或铲等装备及水壶挎包、吃饭洗漱用具就行了。

　　各排在操场集合后，清点了人数，队长简单讲了几句就出发了。

　　队伍向南行进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在与师部一岭之隔的石灰窑村停了下来，说是明天要在那里搞战术训练。先行人员己将住宿的地方提前定好，我们住的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家。

　　第二天，教员把我们带到村东一个山沟里，训练科目是敌火下运动。单兵动作我们都学过，根据指挥员假设的敌情灵活运用就行，结果轻松愉快地度过了第一天。

　　晚饭后，班长通知说准备出发。我急急去住宿的老乡家告别，刚进那家家门，就听见集合的哨子声，我与正在吃饭的男主人简短打了个招呼，就随部队出发了。

　　不知道要去哪里。沿着沙土公路行进了约半小时，就岔上了一条曲曲弯弯、坑坑洼洼的乡村小道。跨过一条流水潺潺的山沟后，开始一路上坡。时已黄昏，朦朦胧胧还能看清落在菜地里的大头菜。前面不时传来口令，要求队伍保持肃静，不要说话嬉笑。

　　夜间十一点钟左右，排长提着印记路标的路标盒找到我们班长，说轮到我们班担任尖刀班。班长转头点着副班长郭敏、孙金龙、殷允元和我的名说，由我们四个人组成尖刀组，郭敏任组长，随即将那个路标盒交到郭敏手里。尖刀班的任务是侦查“敌情”，观察了解地形，选择最佳前进道路，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我们组接受任务后，立刻加快了步伐，与大部队拉开了距离。

　　四个人沿着那条沙土路上坡过沟，每隔三、四十米，就用路标盒在路上印上一个石灰箭头。一个多小时后，脚下的山路把我们引进了一个小山村。村子建在山坡上，十几户人家沿着一条西高东底的沙土街排列着。我们走出街道没十几米，四个人一下站在那里愣住了：正前方一座影影倬倬的大山直指苍穹，山背面是一条又深又长的山涧，被朦朦胧胧的月光笼罩着，黑洞似的阴森可怕。山涧以北是一片高高低低的山头；南向面下半部坡度较缓，月光一片皎洁，但也看不出多远。脚下的山路一分为二，一条通向北面的山涧，一条沿南坡不知通向何处，这让我们不知所从。手中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北针和密位数，本来与大部队相距就不过两公里，必须赶紧作出选择。简单商议后，我们决定找一个向导。

　　月光下，村里静悄悄的。“啪啪啪”，我们扣动了一户南向人家的大门。叫了几次，没有声音，性急的孙景龙干脆用拳头捶起门来，还是没人应答；又是一阵连敲带捶，依旧无人应声，我们只好作罢。第二户人家的门框很矮，也很老旧。这回我们没有敲门，而是直接拧开门栓进到了那户人家的窗下，叫了几声，里面传出来一个颤颤巍巍的女人声音：“谁——呀——？”

　　“老乡，我们是拉练的解放军，不认识路了，想让你们给带一段路。”郭敏副班长回答说。

　　“哦。老头子，老头子！”那个老太太叫醒了他的老伴。

　　“我都七十多了，带不了了。”老头咳嗽了一声，低声慢气的说。我们一听，刚燃起的希望一下又破灭了。

　　大家不免有些急躁，到第三户人家，就急促的重捶高喊：“有人吗？！有人吗？！”

　　里面响起了淅淅索索的声音，但没人应答。我们又接连喊了几声，“老乡，老乡！”

　　“干什么的呀？”叫了好一阵子，终于有了声音，但听起来好像很不情愿。郭敏副班长说明来意，里面却又没动静了。我们很着急，估计大部队马上就赶上来了，侦察兵出身的孙京龙一时火起，把手中的冲锋枪刺刀“砰”的一声插到了木门上：“再不起来我们就砸门啦！”这才看到屋里的灯亮了。

　　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畏缩着身子，身上披着一件棉衣走出门来。时已入冬，夜里很冷。郭敏赶紧把我们的需求又说了一遍，他面无表情的问了一句：“到哪里去？”

　　“张家楼的碾头村。有多远？”

　　“三十多里。”还是面无表情。说着，就径自向大门外走去。

　　天放亮时，我们沿着西向山坡转过了那座大山，向带路的老乡问清了前面的道路，然后一一向他道谢。孙京龙拿出纸笔写了一个证明信，递给那个老乡说：“你拿着这个回去向生产队要工分就行了。”

　　老乡拿了纸条，没有应声就往回走。一路上，没记着那个老乡说一句话。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打前站的司务长和几个民兵已经站在村头等着我们。司务长将队部和炊事班的位置告诉我们后，给了我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班几人和借住的人家，并让一个民兵给我们带路。

　　那是挤在街道中间的一个小院，东西两面高高的院墙夹着四间北屋，进门的一间已经打好了与房屋同宽的地铺。男主人已经出工，家里只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大嫂。几个人顾不得洗脸刷牙，一个个迫不及待地查看脚上的水泡，等处理好了水泡吃完饭，倒头就睡。朦胧中听到有男人说话，可能是男主人收工回来了。睁眼一看，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起床后，殷允元和孙京龙给老乡家挑了两担水，我和班长打扫一下院子，就开下午饭了。

　　为了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几天的行程大都是走山路。行进中，不时就“冒”出个情况，以锻炼我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

　　第四天上午，我们正兴致勃勃的走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小喇叭声，接着就有人大声喊“敌机来了！”我们知道是防空演习，便一个个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跳到路边的排水沟里隐蔽起来。不一会儿，小喇叭又“嘟——嘟——嘟——”响了三声——那是解除防空袭的信号。部队在山坡的土路上集合后，教员又出了一个情况：大意是距离某公里处，敌装甲车某辆由北向南开进，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隐蔽待击，阻止敌装甲车前进。其实真正的训练内容是构筑隐蔽掩体——“藏”。

　　班长选择了靠近路边的一块沟谷荒地。构筑掩体是土工作业科目，我们连的几个都学过。我观察了一下，决定将掩体挖在面向道路的地堰上——先将地堰下部的垒石拆下来，然后向里掏出一个洞，人进去后再用拆下的石头把洞口堵上，这样如不近看估计发现不了，还能观察外面的情况。两个小时后，班长集合我们互相观摩，当我在草地上走动时，刘树平急促地喊了声“小心！”原来他和殷允元的掩体就在脚下——先挖出一整块直径50厘米左右的草皮，然后向下挖了个能容人蹲下的竖洞，人进去后再将预先挖好的草皮盖上，我走到了跟前居然也没发现。

　　中午，炊事班把饭菜送到了训练场，我按照要求蹲在掩体里用餐时，感到大米饭里很多沙子，不知是我自己弄进去的还是炊事班野炊时带入的。

　　训练结束，一身轻松，部队向大村镇进发。快要走下山坡时，我看到山下有一座水库，水面在夕阳的斜照下泛着粼粼波光，尽头处则反射出一片耀眼的金光。没有村庄，没有鸟鸣，也没有风，只有四周大片枯黄的野草，一副静谧和谐的画面。

　　后两天单纯练“走”。头一天，从大村镇驻地出发，到六旺乡驻地宿营。教员说，从地图上测量是48公里，因为大都是起伏的山路，实际距离可能要长一些。

　　迎着朝阳上路，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大家精神饱满。白天行军要求不像夜间那样严格，大家一会儿讨论昨晚的电影，一会儿说自己的见闻感受，一会儿互相开着玩笑，尽情的享受着在军营里享受不到的那种放松。

　　行进至一个宽阔平整的山岭上时，部队中途休息。我们坐在路边的草地上，看着大片的枯草，仰望万里无云的蓝天，有了些“天苍苍，野茫茫”感觉；放眼远望，一座座红瓦连片的村庄，点缀在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山坡上，在融融的暖阳里，是那么安静祥和。平时有些内向的殷允元忽然情不自禁地高喊了一句：“啊，祖国啊，你好美啊！”惹得大家一阵大笑。

　　年轻人有的是精力。坐了没有十分钟，有几个就不安起来。刚入伍不满一年，年龄最小的杨相海，请求侦察兵出身的孙京龙教他打拳。孙景龙也不吝啬，当即教了他两动扑俘拳里的“上挡冲拳”和“削臂绊腿”。殷允元看的兴起，对孙京龙说：“你能在5分钟内把杨相海绑起来吗？”孙景龙“嘿嘿”一笑，我知道他要动手了，就悄悄对杨相海说：“你不要束手就擒，要用最大力气反抗，”杨相海心领神会。就见孙京龙一个绊腿把杨相海摔倒，接着一条腿跪压在侧身着地的杨相海身上，一只手拽出了杨相海裤头上的布腰绳，结果不到4分钟就被孙京龙搞定。杨相海起来后，我看到他耳朵上渗出了殷红的鲜血。

　　副班长郭敏看的心里痒痒，也伸手去和杨相海嬉闹，冷不防被杨相海一招“削臂绊腿”，比他高出一头多的郭敏差点趴在了地下。侦察兵的“匍匐拳”和“擒敌拳”真是招招致敌，没有半点花架子。记得一次在师部礼堂前放电影，一个喝醉酒的无赖青年扰乱秩序，仗着自己身宽体壮不听劝阻，警卫连一个执勤的小个子新兵气不过，一个别肘就将那个足有180斤的闹事者轻松提到了三楼师保卫科。

　　下午，困乏渐渐袭上身来，越走腿越沉重，感觉像灌了铅一样，只是凭着本能两腿一前一后摆动着，眼睛也困乏的睁不开，只能迷迷瞪瞪的跟着前面的脚步声，有时一脚踩空或是一个瞌睡一头撞到前面的背包上，才打个激灵清醒一下。

　　“班长，讲个笑话吧？！”有人提议道。

　　班长当然知道那是望梅止喝，便说，“我先说个谜语大家猜，猜着了我讲故事——“一头有毛一头光，插到嘴里出白浆。”一向少语的刘树平纠正说：“我听到的是这样：一头有毛一头光，抽插几下冒白浆。”

　　“哈哈哈···”大家一阵大笑。

　　我也说一个，刘树平自报奋勇，接着他便说了一个谜底是女人给小孩子喂奶的谜语，由于听起来更“黄”，把大家逗得又是一阵大笑。不觉间，困乏好像无影无踪了。班长也来了兴致，一连讲了两个故事，刘树平也打开了话匣子，听起来上不了“台面”段子一连讲了好几个，把我们笑的几乎岔气。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在了大路上，天黑前赶到了六旺镇驻地。六旺村很大，我们跟着村干部到了一户人家后，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大嫂把我们领到了她家炕前。从简单的几句谈话中，知道了她爱人在胶南县京剧团上班，很少回家，小孩在奶奶家，平时家里就她一人。我们整理床铺时，她出门到隔壁借宿去了。

　　那晚的炕烧得很热，我们四人坐在暖暖的被窝里，信马由缰的漫谈着，嬉笑着，一天的疲惫早忘的干净。西邻隔壁一阵又一阵“咯咯咯”的女人笑声，更让我们无法入睡，郭敏干脆下炕练起了刺杀，嘴里还喊着“突刺——刺”“杀——”，“突刺——刺”“杀——”······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我看到茶几上有一个黄铜茶盘，很是精致，就过去看了一眼。茶盘中间是个圆形图案，阴刻着一间茅屋，门开着，窗前一株梅花，院墙外一簇翠竹，翠竹上方是一轮明月。图的周围有一圈字，试着读了一下，原是一首七言绝句：“‘茅屋’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南宋杜耒的诗，只感到很有意境，就留在了记忆里，只是把原诗的“寒舍”记成了“茅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