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军中骄子（散文） ————回忆录：奋进不屈在军旅之三

离开军营已四十余载，每逢“八一”建军节，往昔军旅岁月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时光，至今仍熠熠生辉。而在雪域高原尼洋河畔度过的日子，更是成为我心中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

　　新兵进藏

　　1969年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彼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双方大肆扩充核武库，疯狂开展军备竞赛，使得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同年2月，我与武功籍的200名战友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随后在四川新津县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之旅。

　　3月，苏军悍然入侵我国珍宝岛，我英勇的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自卫还击，全国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与此同时，印度军队也在中印边界频繁制造摩擦，致使边境局势陡然紧张起来。由于局势突变，原计划中我部52师与内地149师的对调安排不得不取消。新兵集训临近尾声时，上级下达紧急命令，要求新兵即刻奔赴西藏边防，执行执勤任务。

　　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如同一座熔炉，将我们这些地方青年锻造成合格的军人。当得知即将踏上西藏高原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满是忐忑。既担忧自己难以承受高原恶劣环境的严峻考验，又对进军西藏、保家卫国的使命充满了无限向往。

　　5月10日，全体新兵怀揣着豪情壮志，踏上了奔赴西藏的征程。我们新兵团的新兵们，乘坐汽车20团的军车，几十辆大卡车一字排开，每辆车搭载着三十多人。车厢两侧各坐七八人，中间则是背包相对，又坐七八人。天刚破晓，部队便从新津县驻地出发，告别了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一路向西，途径雅安市、天全县，而后勇攀海拔5150米的二郎山。翻过二郎山后，便进入了山高谷深的泸定县。

　　进藏之路，艰险异常。道路大多是土路与石子路，坑洼不平，车辆驶过，尘土漫天飞扬。每次下车休息时，大家都灰头土脸，活像从土里钻出来的“土行孙”，唯有两只眼睛还能转动。道路不仅狭窄崎岖，而且盘旋曲折，坡度颇大，部分路段仅容一车通行。路边便是悬崖峭壁，侧目望去，令人头皮发麻。在经过一些盘山公路时，车辆紧贴山体行驶，外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山谷，稍有不慎，便可能坠入万丈深渊，着实令人胆战心惊。

　　在泸定，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了“红军飞夺泸定铁索桥”旧址。踏上泸定桥，重走红军当年的英勇之路，心中满是对革命先辈的敬仰。随后，我们继续驱车前行，抵达了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康定县。

　　5月的高原，依旧寒风凛冽，远处连绵不绝的雪山映入眼帘。考虑到新兵初次进藏可能难以适应，新兵营特意安排每日行程仅一百多公里，夜晚便住宿在沿途兵站。兵站的设施极为简陋，睡的是硬板床，铺的是自带的被褥和皮大衣。食物多以压缩饼干、罐头等干粮为主，新鲜蔬菜极为稀缺，再加上高原反应，吃起来味同嚼蜡，实在难以适应。

　　此后，我们越过川藏线上蜿蜒曲折的康巴第一关隘——海拔4299米的折多山，穿越广阔无垠的草原与连绵的雪山，顺利抵达理塘。一路上，车辆持续颠簸，高寒缺氧的环境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意志。随着海拔不断攀升，空气愈发稀薄，许多新兵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困难、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十分普遍。在翻越山口时，有的战友痛苦不堪，随队军医只能赶忙为其吸氧，以缓解症状。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我们常常被颠得东倒西歪，浑身骨头仿佛散了架一般，却只能凭借顽强的毅力咬牙坚持。我也未能幸免，高山反应不时袭来，头晕胸闷，食欲不振，整个人昏昏沉沉，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至今都难以想象当时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在理塘兵站稍作休息后，我们继续踏上征程，翻越5000多米的海子山，抵达巴塘。接着，穿过四川与西藏交界的金沙江大桥，越过澜沧江，正式踏入西藏境内的芒康。第二天，从芒康出发，翻过海拔4100米、道路险峻的觉巴山，抵达邦达镇。随后继续前行，经过怒江“72拐”，越过“老虎嘴”，最终到达湖水清澈、雪山环绕的然乌。

　　沿途荒无人烟，车行十多公里都难见一个人影。偶尔能碰到少数藏族同胞，这些翻身解放的穷苦奴隶，对“金珠玛米”（解放军）格外热情。一看到军车，便会露出真诚的笑容，热情地向我们招手致意。

　　在然乌兵站休息后，我们又途经扎木、林芝，历经18天的长途跋涉，于5月27日，终于抵达了老部队52师155团团部——果园新村。

　　此时，团里大部分战友正在中印边境乃堆拉山口守卫边防。我与通讯员张侠等8人被分配到155团通信连，准备前往师部参加报务集训；小乡党王学东则跟随担任管理股长的新兵连庄永清连长，去了管理股。其他新兵战友们则继续前行，他们还需经过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大约十多天后才能抵达亚东山口——155团的边防执勤地点。

　　从一马平川的成都盆地，骤然来到这荒无人烟、条件艰苦的雪域高原，进藏行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然而，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铸就了我们钢铁般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初上高原

　　果园新村作为团部的留守处，仅有几十名留守人员以及部分随军家属。我们在管理股停留了两周时间，主要进行劈柴、种菜、整理环境卫生等适应性劳动，当然，出操和队列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

　　来到团部的第一个夜晚，窗外风声呼啸，头痛欲裂的感觉让我难以入眠。我在心中不断自问：你能坚持下去吗？在这难熬的时刻，想家的念头愈发强烈。但我深知，作为一名军人，必须克服重重困难。生活中虽然缺氧，但心中绝不能缺少精神！未来的路还很漫长，趁着年轻，一定要努力拼搏，绝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

　　初上高原，缺氧的环境让原本简单的活动变得异常艰难。每迈出一步，都仿佛踩在棉花包上，累得人气喘吁吁。此时，出操和参加劳动，无疑是在极限环境中接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考验。我暗自思忖，只有历经坎坷与磨砺，才能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于是，暗暗下定决心，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要坚守到底，一定要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赢得胜利。

　　在高原，我身着皮大衣，凌晨两点第一次站在执勤的哨位上。这里没有城市的灯火辉煌，也没有乡村的热闹喧嚣，唯有手中紧握的钢枪和头顶璀璨的星空相伴。四周寂静得可怕，突然，一个庞然大物缓缓走来，我顿时紧张起来，迅速打开枪机保险，大声询问口令。听到回应后，才发现原来是一头偷跑出来的牦牛，它慢悠悠地离去，虚惊一场后，我不禁偷偷笑了起来。在雪山之巅为祖国站岗，环境固然艰苦，但内心的自豪感却油然而生。

　　在果园新村管理股的半个月里，好在自己年轻气盛，一次次咬牙坚持，终于逐渐适应了高原气候，成功赢得了在雪域高原的第一场胜利。

　　报务集训

　　由于部队担负边防执勤任务，高度分散且交通不便，通信工作便显得尤为重要。在步兵团通信连中，无线电通信兵相较于徒步通信兵和有线通信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颇具技术含量的兵种。作为一名报务员，不仅要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在军事上更要技术过硬，务必确保首长的指示和命令能够及时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可以说，报务员就是首长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因此，部队首长一直以来都对电台工作以及报务人员高度重视。此时，部队从新兵中挑选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在新兵集训期间表现优异的人员，进行无线电报务培训。我与乡党杨孝峰，上海的张彦林，甘肃的王辉堂、刘文汉，四川的张侠、侯平香等8人有幸被抽调到报训队。能够来到报务集训队，成为全团为数不多的无线电通信兵，大家都觉得自己成了“军中骄子”，内心十分兴奋。

　　6月中旬，团部派汽车将我们送到西藏林芝八一新村——52师师部报务集训队，参加为期半年的训练。当时，报训队队长是黄文光（四川仁寿人），教员有陈登海（陕北人）和雷教员。报训队共设有四个班，各团和师无线连分别为一个班。我和杨孝峰被分到报务二班，班长是师部无线电连1968年入伍的老兵、陕西汉中的邹兴平。

　　经过政治教育和动员后，我们正式投入到神秘而光荣的业务训练学习中。无线电报务集训主要涵盖三大技术：其一为收报技术，要求将对方发来的电码准确无误地抄写下来，不仅书写速度要快，而且要保证准确，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其二是发报技术，发出的电码必须清晰准确、间隔均匀、快慢自如，不能拖泥带水；其三是勤务通报技术，需要将100多个勤务用语背得滚瓜烂熟，牢记于心，并能融会贯通，熟练地与对方用电码进行通信交流。

　　在报训队里，我们从削铅笔、敲电键、背用语等基础环节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学习。每天都勤学苦练，坚持不懈。每一位新报务员刚走进报训队时，首先要牢记10个阿拉伯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的摩尔斯电码。只有熟练掌握了摩尔斯电码，打好这个基础，才能顺利走上电台值勤岗位。一个合格的报务员必须从难从严，科学训练。班里的张侠战友聪明伶俐、悟性极高，头脑反应敏捷，在学员中表现十分突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的收发报技术突飞猛进，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在训练中也不甘落后，拼命追赶，收发报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

　　林芝地区海拔3600多米，素有“西藏的小江南”之称。但在当时，这里仅仅是一个小镇，显得格外荒凉，甚至比不上内地的一个小乡镇。这里仅有一家小商店、一个邮电所，还有一家企业——林芝毛纺厂。师部北部似乎还有一个小型发电站、一个火柴厂，115医院也坐落于林芝地区。当时，我们52师师部设在这里，算是当地最大的单位，人称八一新村。这里驻扎着师部的司、政、后机关，通讯营、防化营、工兵营，汽车连和师医院等。在八一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照相馆和军人服务社。我在八一新村仅仅待了5个月，期间只买了几块肥皂和两支牙膏，还与战友在军人照相馆合了一张影。那时，既没有互联网、移动通信和手机，也没有广播电视，更看不到电影戏曲节目，就连电话都十分罕见。新兵们信件较多，与家里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家信。当时军人邮信免费，只需在信封上加盖一个邮戳便可寄走。记得我给家里寄过几封信，往往要两三个月后才能收到回信。

　　这里虽然空气稀薄，但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适宜庄稼和蔬菜生长。师部和各团都开垦了自己的土地，种上青稞大麦，用作牲口和喂猪的饲料。报训队和无线电连也有自己的小菜地，这里的黄瓜、四季豆长得比内地的更为茁壮，一个普通的莲花白菜都有十几二十斤重，大一点的甚至能承受一个人站立。漫山遍野都是毛桃树，九月份毛桃成熟之际，每逢星期天，各班总会派出两人，摘上满满几挎包毛桃，供战友们尽情享用。

　　时光荏苒，那段在林芝的军旅岁月已过去数十载，却始终在记忆中清晰如昨。半年的时光，于人生不过白驹过隙，于我却是一段浸透汗水与泪水、交织着青春热血与生命洗礼的珍贵历程。在西藏高原的寒风里，我们曾深入深山伐木，于尼洋河畔抢险，也经历了痛失战友的锥心之痛，这些岁月的烙印，早已深深融入灵魂，成为永不褪色的记忆。

　　伐木之殇

　　初到高原两旬，一项艰巨的任务便摆在面前——伐木。彼时的西藏缺乏煤炭资源，地处原始森林边缘的驻地，唯有依赖木材取暖炊事。冬季大雪封山，伐木只能在夏季进行，为全年储备薪火。晨曦微露，我们便在队长的带领下整装出发。两辆满载工具的卡车碾过蜿蜒山路，龙锯、斧头、钢钎在车厢里碰撞出清越的声响。七月的内地酷热难耐，而高原之上仍是冷风飕飕。当卡车驶入依山傍水的公路，左侧尼洋河奔腾的浪花便映入眼帘，清澈的河水在晨光中泛着粼粼波光，两岸绿树成荫，风景如画。二十公里的路程，在急切的心情中显得格外短暂，不到一小时，我们已踏上了通往原始森林的简易公路。

　　踏入原始森林的那一刻，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毛头鞋踩在冻土上发出“咯吱”声，黄军装的身影在密林中蜿蜒前行，每一步都充满力量，在松软的腐叶层上留下深深的足迹。这里的松树高大挺拔，二十多米的树身直插云霄，直径七八十公分的只能算中等，更有甚者超过一米五，枝桠交错，遮天蔽日，林下阴暗潮湿，偶有几声鸟鸣，更衬得森林寂静幽深。

　　黄队长是1958年入伍的老兵，参加过平叛、剿匪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伐木经验丰富。班长邹兴平虽刚过弱冠之年，却在工作中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稳重，任务分配得井井有条。我们班的任务是伐树，班长挑选了几棵直径八十公分左右的松树，讲解着伐木技巧：先在预定方向锯出深口，用斧头砍出斜口，让树木按计划倒下，再截成三四米的短节，顺坡推下，最后装车运回。拉龙锯是极耗体力的活儿，两人一组，面对面拉锯。起初还觉轻松，随着时间推移，高原稀薄的空气让人愈发吃力，沉重的喘息声此起彼伏，汗水顺着额头滴落，打湿了衣襟。但没人喊累，看到别人锯倒树木，大家都铆足了劲，号子声在森林中回荡，干劲十足。或许正是这样的环境，铸就了高原兵坚韧不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