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患难岁月的友情相助,则是这段旅程中最温暖的阳光。
一、跚跚起步的求学梦
五十年代初的关中平原,天麻麻亮就能闻到露水拌着土坷垃的味儿。祖祖辈辈在黄土地里刨食的父母,攥着被汗水浸透的锄把,深知“睁眼瞎”的苦楚,父亲赶集被人骗了,回来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咱这辈人吃够了不识字的亏。"
新中国成立后,穷苦人翻身作了主人,政府开始扫除文盲活动,农闲时大队组织社员白天干农活,晚上在夜校里举办识字班。当家乡扫盲火把点燃时,哥哥姐姐们捧着识字课本的模样,就像是除夕夜里的灯笼,照亮了我懵懵懂懂的童年。我时常跟在他们后边,盼望着有一天也能迈进知识的殿堂。
上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眼看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一次又一次缠着父母亲要去学校。可学费像座山,一块五毛钱的报名费,母亲翻遍瓦罐只找出几张毛毛票子。我美好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化为泡影。我蹲在村口看人家娃背书包上学,眼泪砸在黄土地上,砸出一个个小窝窝。
六岁的我趴在小板凳上看六哥学写“人”字:“这是撇,这是捺,一撇一拉合起来就是一个人字。”炕头的煤油灯照亮墙上的《中国地图》——那是五哥用奖状换来的。他指着地图说:“这像一只挺着胸脯的大公鸡,就是咱们陕西。”父亲吧嗒着旱烟锅:“好好向你五哥学习,他带的头,将来就是你要走的路。”就这样,我跟着哥哥们蹒跚起步,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二、古庙里的知识殿堂
1958年秋,我这才背上了心仪已久的书包,六哥牵着我的手跨过谷米寺大庙的门槛。后殿供着菩萨的古庙,就成了我的第一个课堂。
那时候,所谓的学校非常简陋。村里的谷尼寺古庙,前殿是大队的办公室,后殿就是我们的教室。两殿之间就成了学校操场。操场西侧,有三间偏厦房,是老师的办公室。
这一天,我高高兴兴地来到老师办公室报名,领了新课本。然后满怀好奇,沿着台阶登上后殿,走进了我们的教室。
佛殿里,四根一搂粗的大柱子把教室分为三个区域。北侧供奉着三大菩萨神像,中间原来拜佛烧香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课堂。佛殿的东北角是“图书角”,那里有连环画、小人书......在这间狭小拥挤的教室里,开设了1至3年级三个复式班,坐着四五十个学生,仅有一个既严厉又温和的康俊杰老师。
复式班的教室像个神奇的魔盒:西墙根下是老师的讲台,黑板上的毛主席像微笑地注视着我们。南边一年级的小学生正在书写“aoe”,中间二年级同学正在默记“九九乘法口诀",北边三年级的学生正在听讲《小英雄雨来》的故事。康老师手执教鞭,在三个年级间穿梭。他丄起课来声情并茂,一丝不苟,同学们听得专注入神,佛香与粉笔灰交织的空气里,康老师用竹扫棍敲着土坯课桌,谆谆教导我们:“要想做好人,就要敬天地,敬师长,敬学问。”
教室里秩序一直良好,偶尔也会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康老师就师会手持三尺长的竹扫棍进行训诫。我上学时是一个乖学生,但也误打误着尝到了老师教鞭的滋味。记得那天同桌正在课桌下玩蛐蛐,康老师拿起竹扫棍高高举起,带着风声落下时,同桌突然身子一偏,“啪”的一声,扫棍轻轻落在我的肩头,康老师眼里闪过一丝歉意:“疼吗?你们要记住,课堂不是玩蛐蛐的地方。”多年后我才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原来教鞭是用来吓唬人的,三尺教鞭饱含着老师的爱心与温情。
小学学习阶段,充满了单纯稚趣的欢乐时光,我们学会了认字、算数,也懂得了友谊的珍贵。那时候我求知的目光便开始探索知识的海洋。那座虽然狭小拥挤的教室,仿佛是一个神奇的宝库,引导我走进书山,在求知的道路上苦苦攀登。
我们上学时,恰逢国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应当说我们是新中国接受汉语拼音教育最早的学生。正因为汉语拼音方案刚刚实施,老师也是边学边教,我们学的似是而非,基础并不扎实。好在我们初步掌握了拼音基础知识,在我们后来的学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庙宇改建的校园里,角角落落都藏着乐趣:课间休息时我们会躲在菩萨像后捉迷藏,指手画脚探讨东墙上的彩绘图画;操场边的老槐树的影子挪到墙根,就到了放学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画画、唱儿歌和革命歌曲,还可以组织看一场电影,破庙里读书的岁月,每个细节都闪着亮光,破庙的每个砖缝里,都藏着我们的笑声。
小伙伴们也能在课外活动中找到自己乐趣。在温暖的春天,凉爽的秋季,会在操场场上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手持自制的手枪演习抓坏蛋。在夏天的午后,会冒着烈日到麦地里捉蚂蚱、到苜蓿地里灌黄鼠,在渭惠渠里去耍水,胆子大一点甚至跑到渭河里去游泳,心中充满了喜悦。在寒冷的冬天,会滚铁环,怼鸡,踢毽子,堆雪人、打雪仗,尽管小手冻得通红,却依然玩得不亦乐乎。
三、迁徙到戏台为邻的学堂
我的小学一至三年级是在村小度过的。到了四年级,由于学校太小,只有到尼安村小学去读书。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曙光透过窗户的缝隙,我便会在父母亲的呼唤声中从土炕上爬起来,简单地擦上一把脸,迎着朝霞或冒着寒霜,就踏上了上学的道路。
尼安村距离我村只有二三里路程,露水打湿了北村的土壕西侧的崎岖小路,我们边走边背颂《春晓》《清明》《静夜思》,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晨读的韵律,朗朗背书声惊飞的花喜鹊就跟着背书声飞来飞去。
越过一条小河,就到了尼安村。学校设在尼安西村东北角。四个年级有三十多名同学,班主任是成世德老师,同学们都爱听他讲课。他在教学中方法灵活,上课有时就像变戏法,算术课中间突然喊:"秋眉,来段《洪湖水》!"秋眉的嗓子亮得能穿透涝池的浮萍。东望唱《挂画》,震得房梁尘土直往下掉。成老师说:"这戏里的忠孝节义,比课本还重。"让我们懂得:知识不仅在课本里,也在艺术的琴弦上、在传统文化的积淀里。
学校东侧有一个大涝池,北岸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戏楼,格外引人注目。尼安村的乡亲对秦腔独有情钟,村里的秦腔剧团,在当地颇具盛名,武功县的剧团就是在这个村庄剧团的班底上组建起来的。我们上小学时,村里的剧团方兴未艾,经常排练节目,悠扬悦耳的秦音琴韵,穿越高墙飞进教室。一有机会我们就会跑到戏台下,如醉如痴的欣赏动人心扉的戏曲排练。那个时期,农村的文艺活动单调乏味,我这一生对秦腔艺术情有独钟,是与这个时期戏曲的熏陶分不开的。
涝池边的黄昏总是热闹的,往往属于秦腔:放学后我们趴在戏台前观看剧团排戏。秦声飞扬中,李玉和的唱腔让我们攥紧拳头;《三世仇》里虎儿的哭喊,让我们恨得咬牙。成老师说:“秦腔的板眼就是人生的节奏。戏里的英雄本色、忠孝节义,就是做人的楷模。”
六十年后,当我退休后在剧场里观看秦腔时,恍惚间那个趴在戏台下,下巴沾着黄泥土,眼里闪着激动泪光的自己,又一次出现在我的耳旁。
三、饥饿年代的求学之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完初级小学,我们又到六七里外的孔雀完小去上学。
孔雀小学有六个年级,八九位老师。校长成志蒙,事务老师李俊杰,还有文文静静给我们带副课的李世贤老师。这时,适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野菜树皮裹腹,贫穷和饥饿迫使半数的小伙伴不得不辍学,最后只剩下北村的宗仁,南村的升文等九名发小上了完小。
六七里崎岖不平的乡间道路,一天要往返三个来回,行程近40里路程。那时顺口溜说:“二三月肚子饥,学生娃娃顺墙立。”春天,野菜团子吃得人涎水淌满前胸,稀糁子喝了跟没喝一样。通往孔雀完小的路上,每一步都留下了我们饥肠辘辘的足迹。
阴雨季节,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那时候,没有钟表,全凭夜间观测“色王爷”(七斗北星)估计时间。记得,一次下大雨,无法估计时间。起得太早,我们冒雨摸黑赶往学校,风雨交加,道路泥泞,泥浆黏在鞋上甩都甩不掉,就像拖着两块沉重的砖头。然而校门紧锁,我们挤在门房檐下,冻得直打哆嗦。半个小时后,事务老师李俊杰撑着雨伞来开门,伞下挽着的半截裤腿,成了我们心中最温暖的风景。他感动地说:"娃娃们,风雨无阻,必成大器!"即便求学之路如此艰辛,我从来没有退缩过。
五年级时,张荣生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个头足有一米八,仪表潇洒,充满了活力,酷爱打乒乓球,一次大步跨越,竟然把布鞋蹬裂了一个大口子。张老师后来送给我一个乒乓球——教会我们:“人生就像打球,要眼明手快,紧跟时代不能掉队。”李振亚老师是我们六年级的班主任,他中等个头,十分精神利索。我特别喜欢他的语文课,语文课就像黑暗中的烛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说:“勾践卧薪尝胆,终成霸业。今天你们苦头吃够了,甜头儿就来了。"
在学校里,我结识了一大批同窗好友,在学习、生活上给我了有力的支持帮助,使我念念不忘。我们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在知识的大河中游弋,在书山上攀登,在少年的花季里漫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感谢恩师,感谢同窗好友;他们是我终生努力的动力,是我学习的榜样。
那个年代的童年,小伙伴们常常聚在一起,一起嬉戏、乐此不疲。每当放学之后,就会提上粪笼,到地里挖野菜,拣柴火。任务完成后,就会聚集在村里的麦场上,追逐嬉闹,直到日落西山。黄昏来临时,伴随着家长呼唤的声音,我们最后才会在夕阳的余晖中,依依不舍地回到家中。
那时候,尽管物质匮乏,却充满了精神的富足。孩子们懂得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快乐,怀揣着对未来满满的憧憬。无论是清晨的阳光,还是夜晚的星空,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毕业那天,我们面向老师深深地鞠上一躬:文具盒攒满了铅笔头,书包里装满了作业本,——文具盒积攒的是智慧和力量,书包里装满的是未来和梦想。
秦岭巍峨,渭水清清,带走了破庙和饥饿里的岁月,却冲不淡刻在黄土地上的启蒙教育。
渭惠渠的水依旧东流,戏楼的飞檐依旧翘向青天,而我们,终于带着破庙里的岁月,戏楼下的欢乐,饥饿学途的星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回忆录:求学之旅(散文) ————快乐坎坷的小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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