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光（散文） ——我的回忆录一

一

　　很想写出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岁月的流逝吞噬了我很多往事的记忆，只能从模糊片段中慢慢找回，静静的打开往事的回忆。

　　从记事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跟随父母去了大西北，在大西北的苦难那是一言难尽的。

　　父亲在林场上做会计，母亲当老师。西北天气冷，我天天都在火炕上。每天都有父亲去食堂领饭，这些都是后来听母亲说起的。那时小孩每天半个馒头，大人每天一个，其余就靠喝青稞粉做的很稀的粥，根本不够。

　　父母亲就抽空到附近山上，去拣些牧场上扔掉的碎马皮，和马的头，回家来用烧红的铁筷子，把毛烫光后煮给我们吃。五岁的记忆朦胧模糊，但吃马皮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女姊妹三个就一个哥，姐姐是双胞胎，比我大四岁，哥哥比我大五岁。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每天都跟母亲去上学，而我太小只能留在家里，那年代那地方没有托儿所。

　　母亲去学校都是把我锁在家里，因为一旦跑出去，不被狼吃了也要冻死。开始哭闹，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记得有一回，我一人在家无聊之余，就拽炕上破被絮的棉花，往鼻子里塞着玩，进去弄不出来了，吓的我就大哭，一直哭到母亲下班回家，才用镊子夹出来。从那再也不敢乱往鼻子里塞东西，小小年纪的我，已经懂得珍惜生命了。

　　很多事情我都不记清，两件事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母亲再也受不了那里的气候，和生活的煎熬，母亲独自大着胆子，带着我们姊妹四个想连夜返回上海。

　　清楚记得，那是个月亮很亮，而且天气非常寒冷的夜晚，母亲一只手夹着条被子，一只手夹着我。听见母亲气喘吁吁。由于心疼母亲，时不时的说要下来自己走。母亲实在累了，就把我放下来。可我跟不上趟，总是掉队，还动不动就摔倒。

　　母亲就再次把我夹在腋下走。哥哥背着个帆布袋，里面有几个青稞粉做的饼，大姐袋里有几件旧衣服，就这么着拼命的往车站方向赶。

　　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是父亲林场的同事，受父亲之托特意赶来滴。走到我们身边和母亲说“快回去吧！太危险了现在是零下四十度，离车站还有十多里呢，快回吧！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停下来会冻死哒”

　　百般无奈的母亲只有号啕大哭了，边哭边往回走。到家后哥的右手三个手指头都冻的水肿了。两个指头保住了，小指从此，少了一节。哥小指从那留下了永远的记号。

　　记得我们隔壁的，姓什么我记不清了，他家的男当家的去食堂领饭，分到一大块豆饼由于太饥饿，路上边走边啃，不知不觉到家分的豆饼就给啃光了。

　　他老婆见我们家分回了豆饼，见他老公却没有带回豆饼，就问他老公，他老公说我太饿了吃了，老婆就和他吵架，说他不顾家。他老公吃了豆饼后就口渴喝水。

　　谁知水喝下后就说肚子疼，叫我父亲过去看看，父亲看后说除非开刀，没别的办法了，到第二天就死了。听父亲说是活活撑死的，扔下三个孩子，妻子哭的死去活来，这件事在我五岁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

　　在西北一年以后，我们又回到了上海，准备出发的时候母亲把从火炕上抱下来，见我摇摇晃晃走不稳，父母亲看见此情形都流泪了。

　　

　　二

　　来大西北之前是会跑的。回到上海户口落不下，哥姐们都不能上学。无奈之下只能回父亲老家。1962年从上海回到父亲老家山东。63年在泰安汶口镇医院。

　　院长邀请父亲去医院工作，在中医针灸科坐诊。1965年文革开始父亲再次下放，我跟随父母从泰安汶口镇医院，又再次下放到公家临汶，因为那村大多数人姓公，村名由此而得名，只所以大寺村名的来由，是因为这村前头有个很大的寺堂，也由此而得名。

　　这村是我父亲的出生地。因为我们来到父亲的老家叫人得排辈，我属元子辈，在村上是算的不小的辈份。那年十岁，我人不大，辈不小。

　　有不少结过婚的，孩子都和我差不多大的男人女人都叫我“梅姑、梅姑奶奶”我好不习惯。

　　父亲买下了一家人已死绝户的屋，遗产由死者的堂弟继承，当然这钱款也就付给他堂弟。我们一家就住在这处宅子里。说起那房子四面墙壁都是黑的，那种房子里有一种像住在山洞的感觉。据说这家人生前烧火做饭，烧的没烟囱的灶，就这么烟熏火燎成了现在这样子。

　　那年代煤油都得省着点，每到晚上，四面墙壁漆黑，就一盏小油灯，屋里那个暗就甭说了。

　　我虽是女孩可比男孩还要调皮，冬天池塘里滑冰，春天爬树摘榆钱、槐花吃，那是少了谁也少不了我。那年代小孩子没么好吃的。现在的孩子谁还吃这些。

　　到了秋天是山东水果最多时节，曾记得对门儿四老爷家，有棵大翠枣树。我晚上睡觉都想着他家的甜枣，树是人家呀！枣红了。我想方设法想弄枣子吃。

　　北方家家有院墙，这枣树是长在园墙里面的，大门进去便是院子。我见他家大门开着，没人，把我高兴的两只小眼睛笑成了月牙。蹭、蹭、蹭几下上了树。边吃边往兜里揣，谁知四奶奶在家，没出门儿。

　　说起这四奶奶直到到如今还有些怀念她。因患肺结核成年病着，一米六几个子瘦的不到四十公斤，她很少说话，我想说话也要力气，因为嘴馋，找着茬，想进她家弄些枣吃，四奶奶有个女儿叫小玲，比我小四五岁，比我大一辈儿，我管她叫“玲姑”。接着上面的。

　　正当我吃的开心时。四奶奶听到有动静，以为是她女儿回来了一边叫着女儿的名字，一边颤巍巍的走出屋来，朝树上一看不打紧！可把树上的我给吓坏了，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四奶奶一看是我，便和气的说“当心点别摔着了，枣尽管吃别怕，见你玲姑没？”

　　当时我怕是不怎么怕了，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没、没见玲姑”一边说一边下了树，因为树下的太快，肚皮给粗糙的树皮划破了皮。红着脸把口袋里的枣全掏了出来给四奶奶。四奶奶说“算了留着自各吃吧，小孩子家哪个嘴不馋啊”我摸着装满枣的口袋满意的回了家。从那我对四奶奶甚有好感。由于喜欢四奶奶，我有事没事经常往她家跑。木有枣吃的时节也去。

　　有一回，我又去了，见四奶奶拿着一只四老爷的棉鞋在补，看着她每缝一针都那么吃力，她的手瘦的像晒干了的秫秸，每缝几针就气喘的不行。

　　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真想接过来帮她缝几针，可又不会。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四奶奶别补了以后好点再补”四奶奶抬头朝我看了一会儿，那脸色和眼光让人看着很是心酸和无助。她说“我这病还有个好啊！这些针线活都做不了，还能算个女人吗？”我不忍再看下去默默的回家了。

　　话多的我，那天一直很少开口。因为我一直都想着四奶奶那张消瘦和无助的脸。不久四奶奶就病故了，当时“玲姑”只有五六岁。四奶奶虽然是出五服的远房长辈，我心里也非常难过，实在太年轻了。大概只有三十五六岁，因为我当初还不太懂事，大人的事不太问津。

　　从那四老爷家大门总是关着的，难得看见他大门开着。每天晚上，“玲姑”这没娘的孩子，满村喊大、大、四老爷只管“闯门子”不太关心女儿“闯门子”山东话就是在别人家里聊天。我为四奶奶的去世很是伤心，更令人心碎的是“玲姑”没娘的孩子每晚满村喊“大、大”凄凉的声音。

　　

　　三

　　记得当时是文革期间，只读半天书，我大娘家有只老母猪，父亲从大娘家捉来一只小猪只有十来斤给我喂养。上半天学，下午就去地里割草弄猪食。父亲因为从未干过农活，一直是吃文化饭的。文革开始，老爸再次背上黑锅，“历史反革命”他曾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的，而后在国民党里干了好几年，解放后从此成了远洗刷不掉的污点，必须接受劳动改造。

　　父亲由于体力差，生产队里总是叫他看水车、浇地，水车全靠驴转动的。我很喜欢跟他去看水车，父亲牵着驴，我背着箩筐，看水车也有空的时候，一沟没浇到头时，爸就帮我拔草。草箩筐装满了。我就要求父亲讲聊斋了。

　　父亲有讲不完的故事，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听爸父亲讲故事，是最幸福最开心的事了。那时我常想，父亲能够年轻几岁该多好啊。自我记事起父亲就往五十上数了，因为我是最小的。对父亲有许多刻骨铭心的回忆。父亲用高超的针灸技术救了很多病人。

　　记得那是农历五月份，在山东正好是卖小鸡的时候，一个卖小鸡的，也不知是中暑还是得了什么病突然昏倒。

　　父亲当时正在地里劳动。忽然有人跑来找父亲。说有人昏倒在路边，父亲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快步赶跑去，不论什么时候针灸的针都随时带在身上，以便休息时给人针灸。

　　几针下去，不一会儿病人苏醒了过来，父亲并把病人带回家吃了午饭，以便休息一下。从那，每年到卖小鸡季节，那病人都顺便过来看望父亲，在我们家吃顿饭。不忘父亲的救命之恩，年年都来，一直走动着。像类似的事情很多，记得感恩的和我们一直来往，不记得感恩的父亲也不放在心上。从不计较这些。父亲针灸技术和医德，至今还在那一带地方传为佳话。

　　有件往事每当想起，就恨自己不懂事，那是我们家的破“饭屋”漏雨，所谓“饭屋”就是做饭的屋子。

　　父亲请了泥瓦匠帮我们家重盖草，母亲在保健室坐诊没时间，当初母亲是赤脚医生。父亲正在劳动改造，父亲请了假，赶集买菜。我看父亲准备赶集去，我忍不住悄悄跟随父亲身后。父亲朝我微笑着点点头，那季节正是柿子上市。

　　我和父亲来到集市上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柿子，把我馋的直流口水。然而我知道家里经济很困难，再嘴馋也默默无声的忍着。

　　父亲买完所有菜之后，父女俩准备回家时，忽然父亲说一样东西忘记买，必须再回去买，要我在半路等。

　　不一会儿父亲捧着六个不大不小的柿子走了过来，父亲说“快吃吧！爸知道你最喜欢吃柿子”我感激的看了父亲一眼就开吃了。吃到第三个，我拿给父亲一个说“爸你也吃”父亲说“爸说这几天肚子不舒服不能吃”我又把那三个给吃了。

　　事实上父亲没肚子不舒服，他是舍不得吃，而不懂事的我，竟真的都给吃了。事隔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后悔不已，恨自己太不懂事了。

　　在我十四岁那年父亲在出诊路上，不小心掉到桥下摔死了。那年是上个世纪七零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父亲对我们永远都是笑眯眯的。父亲给病人看病，都是抽自己休息时间，别的时间要“劳动改造”那天我刚放学回家，父亲说要出诊，要我等母亲回家时和母亲说，谁知就这一走就成了永别。

　　

　　四

　　由于当初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死后连个追悼会都没能开。那时由于遵循毛主席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人们的哀思，使整个人们团结起来”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里的一段话。

　　那时一般村上死了人，都有村里干部来开个追悼会。可是虽然说连个追悼会也没开，但给父亲送葬的人很多、很多。父亲下葬后。还有不少人来安慰母亲。

　　那时家家都很困难，来安慰母亲的人都不空着手，不是鸡蛋就是挂面，在当初是最好的食物了。直到如今我依然都清楚的记得，有位乡亲拉扯着五个孩子，多不容易啊，来安慰母亲时拿来二三十个鸡蛋并说“江医生别发愁，有我们一顿吃的，决不会饿着你们”。

　　母亲说什么都不要，因为这鸡蛋是一家的油盐酱醋，送给我们了说不定盐都会吃不上的。母亲常说山东人虽穷，但人非常善良、朴实，知道感恩。

　　父亲走后我开始孤僻，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家务活更加多了。父亲从大娘家捉来的那只小猪，也早出圈了。

　　自父亲的离世，母亲脸上很少是有笑容。当时我觉得一下长大了很多，就怕母亲再有个什么闪失。放学回家做饭，喂猪割草，母亲胃不好，常给母亲开小灶。那年代机械化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遥远。天天推磨推到九点多钟。北方除了小麦就是玉米。一定得磨成粉上才能吃。推完磨，9点多钟才轮上我做作业。

　　我虽排行最小，可无论是家务还是各方面，我不比哥姐们承担的少。母亲赤脚医生很少过问家务，喂猪，弄猪食，做饭、洗衣、家务等，都是我在做。

　　自父亲去世，我很少能出去玩，成天像个家庭主妇一样。岁月像流水，不知不觉我初中毕业了，拿回毕业证书那天我整整哭了一夜，因为我再也没书念了，好失落。当初不是论成绩好坏可以读高中的。要看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而定论。